正在看地图的吕正操、参谋长沙克和参谋处长张学思，都不由得一怔。须臾，侦察参谋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据村里的群众说，昨天开始，敌人在村南边修建碉堡，方才来了三十几个敌人，被我们的前哨给报销了一半。”
“乱弹琴!”吕正操发火了，“怎么能随便暴露目标呢！”
原来我部队通过的这一带地方，虽然敌人据点较多，但不被敌人所注意，守备力量薄弱，多是一些伪治安军、还乡团等杂牌部队。据说敌人正向各村派夫修岗楼。我军进村以后封锁消息，民夫不能去了，敌人哪肯罢休，立即派30多个伪军、伪治安人员，大摇大摆地来村里催要民夫。我前沿值勤部队，见敌人送上门来，就想吃掉。不待请示，一阵步枪、手榴弹，把敌人撂倒一批；接着一阵追击，把敌人赶到据点附近，消灭了一大部分。可是我军也暴露了目标，和敌人接火了。
吕正操批评值勤的团、营长不该追击敌人，暴露目标。可是，既然和敌人接触上了，就得准备应付。吕正操立即主持召开简短的作战会议。军区的首长们一致认为，敌人只是偶然与我遭遇，还不可能知道我们这里有大部队和军区机关。而我们队伍这样大，非战斗人员这样多，在白天肯定是不能行动的，只能固守村庄，等到晚上才能突围。决定和敌人打“蘑菇战”、“顶牛战”！
临时作战指挥部设在原伪村公所。吕正操从这里向部队发出了作战命令：立即堵塞街口，进入阵地，加固工事，准备和敌人打村落防御战。不许出击，敌人不到跟前不开枪，只准打步枪和手榴弹，紧急情况下可以打排子枪和轻机枪，打轻机枪也要尽量点发，不要连发；没有上级许可不准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要故意示弱，让敌人摸不清底细，以隐蔽我军的实力，待突围时再使用重武器。吕正操还特别勉励二十七团的干部说，要发扬二十七团善于打村落防御战的光荣传统，坚决打好这一仗！
一场特殊的村落战
敌人以为，这村子靠公路这么近，是他们的地盘，村里不过是“土八路的干活”，便纠集了二三百人，耀武扬威地前来报复。敌人气势汹汹，趾高气扬。据亲历者回忆说，当时用肉眼即可看见日本军官穿着白衬衣，挺着肚皮，抡着指挥刀，哇哇叫着逼着士兵往上冲，迫击炮和重机枪，就明摆在打麦场上，连工事都不挖。
八路军指战员们静静地注视着这些自投罗网的“猎物”，一直把他们放进距我阵地20米处，然后一阵步枪、手榴弹和轻机枪扫射，便打倒一大片，剩下的敌人纷纷逃命。
敌人吃了亏，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不断地由附近据点调兵加强兵力，人数越来越多，进攻的次数越来越频，冲锋的声势也越来越凶。我们的战士憋着劲，故意逗弄着敌人，先是用“乒乒乓乓”的步枪“零打碎敲”，等敌人冲近了，再用手榴弹，轻机枪一顿狠揍。敌人每次进攻都被打得血肉横飞，一上午冲了三四次，付出了血本，却没有捞到半点便宜。
大概就在中午前后，敌人逼着一位老乡给村里送来封“劝降信”，说你们已被5000“皇军”包围了，抵抗是没有用的，快投降吧。吕正操看后蔑视地说：“5000人算什么，老子是准备打一万人的！”
午后，战斗刚稍缓下来，忽然又紧张起来：出现了一个对我军极为不利的事情——二十七团一个排长竟然临阵投敌了。这个家伙当然知道吕正操等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领导人都在村里，也知道村里有多少战斗部队。吕正操立即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通报了这个情况，并指出敌人很可能会紧急增兵。要求各部队立即加强工事，情况危急时，重机枪可以开火。机关干部立即清理和烧毁文件。
当时，吕正操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日本人兴师动众，要捕捉的首要目标就是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如今发现了吕正操，日本人还不调集重兵发狂一般赶来?情况危急万分。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天下午敌人虽猛冲了数次并施放了毒气，但直至黄昏，也未增兵。当时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原星将军，后来曾说过，根据当时的战斗情况和他1980年实地调查，敌人始终未超过两千人，村东北至西北基本没有敌人，并未形成全面合围。或许是日本人不相信那个投敌分子的话，或许是周围敌人据点一时无兵可调，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战斗进行到太阳偏西的时候，部分敌人利用村外那条天然的大道沟，运动到了村边，紧紧地咬住我军不放；有的敌人欺我火力弱，竟嚣张地爬过来夺我战士的枪。前沿有的地方被敌人炮火轰开了缺口，敌人趁机攻到村边围墙跟前。我军作战部队坚持顶到下午4点钟，几次请求使用重武器还击敌人，吕正操硬是压住不准用。
傍晚时分，军区首长一道分析情况，认为，打了快一天，虽然越打越激烈，但敌人始终没有出动飞机，基本上是附近各据点的守备队联合作战，没有高级指挥官统一指挥。这说明敌人仍然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和军区机关的行动。眼下离天黑只有三四个小时，即使敌人再增兵，把二线和三线的守备部队全部调来，估计也不过3000人，我军能够抵抗，并有把握重创敌人。现在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给敌人一个歼灭性打击，把他们赶开，便于天黑后我们突围。于是，吕正操下达了组织部分兵力，进行一次迅猛反击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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