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在上述的考证中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徐达在攻克大都的次日，曾经派军对元顺帝予以追击，《剪胜野闻》中所说的徐达放走元顺帝之事，完全有可能就是指这次不成功的追击。从《剪胜野闻》可以看出，明军对出走的元顺帝有两种态度，一种以徐达为代表，主张放纵元顺帝回塞外，一种以常遇春为代表，主张对元顺帝穷追猛打。后来，在开平、应昌等地对元顺帝穷追猛打就是常遇春及其部属，而那时候的徐达则转而经略陕西，与常遇春分开了。
常遇春与徐达在洪武二年（1369年）分开之后，于六月攻克上都开平，元顺帝北走。七月，常遇春病死于军中，其部属由李文忠统领。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元顺帝在应昌病死。五月，李文忠攻克应昌，一举歼灭北元汗廷，唯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带领数十骑逃脱。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徐达放走元顺帝之事，徐祯卿在《剪胜野闻》中记载徐达对朱元璋说：“吾之不擒元帝，亦筹之熟矣，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以归，将曷治焉？”无独有偶，类似的话刘伯温也曾当面对朱元璋说过，明人刘辰的《国初事迹》中记载：“张士诚围安丰，刘福通请兵救援，太祖亲援。初发时，太史刘基（即刘伯温）谏日：‘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当时，韩林儿及刘福通都被围困在安丰城内，韩林儿本人称帝，他的宋政权曾经任命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左丞相,而朱元璋亦用过宋年号，从纲常名教的角度来看，朱元璋只是韩林儿的臣属，多次公开表示要“立纲陈纪”的朱元璋，肯定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刘伯温暗示有帝王之志的朱元璋不要救韩林儿，否则救出来则难以侍候。
朱元璋不听刘伯温的劝告，派兵把韩林儿从安丰救了出来，但不知如何侍候韩林儿才好，廖永忠为了替朱元璋解决麻烦，擅自杀死了韩林儿，反而导致朱元璋的责备。据《明史.廖永忠传》记载：“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通鉴博论》甚至称：“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综上所述，徐达处理类似问题的态度与刘伯温差不多，但比起廖永忠要聪明，而常遇春处理类似问题应该与廖永忠没有多大差别。
关键是朱元璋本人对元顺帝去留的态度，前述的《剪胜野闻》中已经指出：“（朱元璋）获元后妃孙子不行献俘礼及元宗室皆封以官，此我太祖忠厚之道，兴灭继绝之仁，度越前代者也。”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考证亦指出：“明史谓：上幸汴梁时，达密请于帝，谓‘元帝若北走，將穷追之乎？’帝曰‘元运衰矣！行自澌灭，出塞之后，慎固封守可也。’”
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年）将在应昌之役被俘虏的“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遣返回蒙古。朱元璋甚至还扬言要遣返在应昌之役被俘虏的元皇后，《殊域周咨录》记载了朱元璋的相关言论：“上谓省臣日：‘朕观前代帝王革命之际，获之国后妃，往往不以礼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为，朕甚不敢。今元后脱忽思氏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饮酪，且不耐暑热，饮食居第，务适其宜焉。若其欲归，当遣还沙漠。’”所谓的元后脱忽思氏，并不是元顺帝的皇后，而是元明宗的皇后。另外，北元的第三任大汗脱古思贴木儿，曾经归降明朝，后来亦被朱元璋遣返回蒙古，这件事记载在明成祖给蒙古可汗本雅失里的一封信里：“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之子孙，存恤保全，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古思贴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兵，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妥古思贴木儿即脱古思贴木儿，有人认为此人就是买的里八剌）
从以上种种迹象判断，朱元璋似乎是不会强烈反对放走元顺帝的。
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记载朱元璋在祭祀历代帝王时，用手指着元世祖的画像说：“痴达子，痴达子！汝何人，入主中国，可谓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归，奄有天下，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则朕之待胜国亦可谓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其中“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这一句话正好暴露了朱元璋对元顺帝去留的真实态度。
七.镇反
明军从大都齐化门填壕登城而入之后，齐化门就成了一个临时的刑场。徐达入城“坐齐化门楼，执其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及太尉中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戮之。并获宣让、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元朝留守大都的达官贵人只有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及参知政事张守礼等少数人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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