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21时半,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和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先后打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四条指示:
一、要查明确实是蒋介石派来搞“心战活动”的军舰。
二、可在30海里左右打。
三、不要打伤外国军舰、商船和渔船。
四、海军、广州军区均不参与这次战役的指挥,由南海舰队吴瑞林司令员负责具体指挥。南海舰队直接向总参副部长李天佑汇报,由李天佑副总长负责协调广州军区空军对作战海域上空的空中掩护。
接到总理的四条指示后,我立即向舰队的其他首长作了传达,接着,我命令海上第一梯队马上向敌舰方向开进,把他们包围,把敌舰分割开,先打“章江”号。
由海上指挥员孔照年副司令员指挥的四条高速炮艇、六条鱼雷快艇组成的海上艇队早已隐蔽在南澳岛的澳湾待机,海上指挥员在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指挥海上艇队高速接敌,恰如神兵天将般地出现在敌舰前方,敌舰发现情况不妙,调头向外海逃去。这时,我海上艇队大胆地向敌舰编队穿插分割,将敌“章江号”与敌舰“剑门号”分割开,紧紧地咬住“章江号”不放,一顿猛烈的炮火,将敌舰“章江号”的火力完全压住。但由于这是我舰队的第一次实战,部队情绪十分紧张,第一梯队鱼雷快艇的鱼雷攻击未果,敌“章江号”冒着滚滚浓烟向外海逃窜。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未能将“章江”号打沉。情况报到舰队作战室,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略一思索,沉着下达命令:“使用穿甲弹,打敌舰指挥塔和水线以下的部位,要集中火力!坚决击沉它!”我海上艇队坚决执行了命令,反复攻击敌舰,从距敌500米,一直打到100米,10分钟以后,海上指挥所报告:“章江”号已被打沉,“剑门”号向东南方向逃窜。
此时,已是8月6日凌晨,天将破晓。敌舰“剑门号”仍在外海游弋,既不敢前来救援“章江号”,又不敢向台湾逃窜。这一带海域,距台湾较近,敌空军飞机可迅速抵达海战海域上空,将对我参战艇队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舰队作战室的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我站在海图前面,仔细地听取了作战处、情报处以及航保处的关于当前情况的汇报,然后果断地下达了命令:“追上去,抓住它!”同时又命令:“第二梯队开上去,与第一梯队会合,受海上指挥所指挥,打掉敌‘剑门’号。”
这个命令发出后,我立即打电话向海军肖司令报告。
肖司令说:“照总理的指示办。”
东方欲晓,显出了鱼肚白,李天佑副参谋长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老吴,天要亮了,是否打下去?”
我说:“坚决打下去。”
海上指挥员孔照年坚决贯彻舰队的命令,很快组织好新的攻击队形,护卫艇611受伤撤出战斗,以“海上先锋艇”为首的三艘高速炮艇,以及快艇第二梯队的5艘鱼雷快艇组成了新的攻击编队,迅速追击敌舰“剑门号”。孔照年根据舰队刚刚下达的“要近战、夜战”的指示,时下夜雾正浓,可以尽量接近敌人,充分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的过硬本领。他命令各舰艇:“没有命令不准开火,看不清目标不准开火,瞄不准不准开火!”追到距敌舰50链时,敌舰“剑门号”上的76.2毫米的火炮开始向我高速炮艇开火,炮弹落在我艇队周围,孔照年命令:“进行防火炮攻击,曲折运动接敌,没有命令不准开炮。”一直追击到距敌舰20链时,我海上艇队还未还击,追击到距敌舰7链时,我三条高速炮艇已与敌舰保持同航向、同速度。此时,孔照年下令:“开火!”三条高速炮艇集中所有火炮进行猛烈攻击,只打了5分钟,“剑门号”便中弹起火。我艇队又打了4分钟,敌舰甲板上已经一片火海,火光冲天,已经丧失了还击能力。我海上第二梯队鱼雷快艇编队赶到战场,孔照年命令护卫艇编队让出最佳攻击阵位,命令鱼雷快艇编队立即实施鱼雷攻击。鱼雷快艇编队追到距敌舰仅有2链距离时,发射鱼雷,鱼雷直接命中敌舰“剑门号”,敌舰“剑门号”被炸成三段,迅速下沉。我海上编队仅用12分钟,就将国民党海军第二巡防舰队的旗舰“剑门号”击沉。
正当我海上编队海战正酣之时,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又打来电话:“老吴,天已亮了,怎么样?”
我回答说:“我快艇已进入正位,准备放鱼雷。”
过两分钟之后,李天佑来电话:“蒋介石已命令四架战斗机从台湾起航,我已令我兴城机场派出八架飞机去掩护你们。”
我电话未讲完,汕头已报告说:“我施放鱼雷后,‘剑门号’已开始下沉。”
我向李天佑参谋长说:“我部队已开始抓俘虏了!”
他说:“祝贺你们的胜利,我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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