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21时半，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和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先后打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四条指示：
一、要查明确实是蒋介石派来搞“心战活动”的军舰。
二、可在30海里左右打。
三、不要打伤外国军舰、商船和渔船。
四、海军、广州军区均不参与这次战役的指挥，由南海舰队吴瑞林司令员负责具体指挥。南海舰队直接向总参副部长李天佑汇报，由李天佑副总长负责协调广州军区空军对作战海域上空的空中掩护。
接到总理的四条指示后，我立即向舰队的其他首长作了传达，接着，我命令海上第一梯队马上向敌舰方向开进，把他们包围，把敌舰分割开，先打“章江”号。
由海上指挥员孔照年副司令员指挥的四条高速炮艇、六条鱼雷快艇组成的海上艇队早已隐蔽在南澳岛的澳湾待机，海上指挥员在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指挥海上艇队高速接敌，恰如神兵天将般地出现在敌舰前方，敌舰发现情况不妙，调头向外海逃去。这时，我海上艇队大胆地向敌舰编队穿插分割，将敌“章江号”与敌舰“剑门号”分割开，紧紧地咬住“章江号”不放，一顿猛烈的炮火，将敌舰“章江号”的火力完全压住。但由于这是我舰队的第一次实战，部队情绪十分紧张，第一梯队鱼雷快艇的鱼雷攻击未果，敌“章江号”冒着滚滚浓烟向外海逃窜。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未能将“章江”号打沉。情况报到舰队作战室，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略一思索，沉着下达命令：“使用穿甲弹，打敌舰指挥塔和水线以下的部位，要集中火力！坚决击沉它！”我海上艇队坚决执行了命令，反复攻击敌舰，从距敌500米，一直打到100米，10分钟以后，海上指挥所报告：“章江”号已被打沉，“剑门”号向东南方向逃窜。
此时，已是8月6日凌晨，天将破晓。敌舰“剑门号”仍在外海游弋，既不敢前来救援“章江号”，又不敢向台湾逃窜。这一带海域，距台湾较近，敌空军飞机可迅速抵达海战海域上空，将对我参战艇队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舰队作战室的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我站在海图前面，仔细地听取了作战处、情报处以及航保处的关于当前情况的汇报，然后果断地下达了命令：“追上去，抓住它！”同时又命令：“第二梯队开上去，与第一梯队会合，受海上指挥所指挥，打掉敌‘剑门’号。”
这个命令发出后，我立即打电话向海军肖司令报告。
肖司令说：“照总理的指示办。”
东方欲晓，显出了鱼肚白，李天佑副参谋长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老吴，天要亮了，是否打下去？”
我说：“坚决打下去。”
海上指挥员孔照年坚决贯彻舰队的命令，很快组织好新的攻击队形，护卫艇611受伤撤出战斗，以“海上先锋艇”为首的三艘高速炮艇，以及快艇第二梯队的5艘鱼雷快艇组成了新的攻击编队，迅速追击敌舰“剑门号”。孔照年根据舰队刚刚下达的“要近战、夜战”的指示，时下夜雾正浓，可以尽量接近敌人，充分发挥我军夜战近战的过硬本领。他命令各舰艇：“没有命令不准开火，看不清目标不准开火，瞄不准不准开火！”追到距敌舰50链时，敌舰“剑门号”上的76.2毫米的火炮开始向我高速炮艇开火，炮弹落在我艇队周围，孔照年命令：“进行防火炮攻击，曲折运动接敌，没有命令不准开炮。”一直追击到距敌舰20链时，我海上艇队还未还击，追击到距敌舰7链时，我三条高速炮艇已与敌舰保持同航向、同速度。此时，孔照年下令：“开火！”三条高速炮艇集中所有火炮进行猛烈攻击，只打了5分钟，“剑门号”便中弹起火。我艇队又打了4分钟，敌舰甲板上已经一片火海，火光冲天，已经丧失了还击能力。我海上第二梯队鱼雷快艇编队赶到战场，孔照年命令护卫艇编队让出最佳攻击阵位，命令鱼雷快艇编队立即实施鱼雷攻击。鱼雷快艇编队追到距敌舰仅有2链距离时，发射鱼雷，鱼雷直接命中敌舰“剑门号”，敌舰“剑门号”被炸成三段，迅速下沉。我海上编队仅用12分钟，就将国民党海军第二巡防舰队的旗舰“剑门号”击沉。
正当我海上编队海战正酣之时，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又打来电话：“老吴，天已亮了，怎么样？”
我回答说：“我快艇已进入正位，准备放鱼雷。”
过两分钟之后，李天佑来电话：“蒋介石已命令四架战斗机从台湾起航，我已令我兴城机场派出八架飞机去掩护你们。”
我电话未讲完，汕头已报告说：“我施放鱼雷后，‘剑门号’已开始下沉。”
我向李天佑参谋长说：“我部队已开始抓俘虏了！”
他说：“祝贺你们的胜利，我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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