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宗皇帝几十年戎马生涯，又怎么会不知道这其中的紧关节要呢？可是太宗皇帝对此事的处理却极其耐人寻味，他首先驳回了将李靖交司法机关审查的提议，但是另一方面却在李靖觐见之时将其重重地斥责了一通。而李靖的反应也是那么地耐人寻味，他什么辩解也没有，直接叩头谢罪，深刻自我批评，老老实实地回家待罪去了，居然半点怨言都没有。所谓历史是螺旋状发展的可谓一点也不假，在李靖之前，隋朝名将史万岁也遇到了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他当年大破突厥达头可汗之后朝廷仅仅是没评他的功劳，结果这位大将军在朝堂之上就对着隋文帝“词气愤厉”，还带着将士要朝廷封赏。结果落得个被大内卫士“暴杀之”的下场。假如李靖当时一如史万岁，下场可谓不言自明。
此事可谓是太宗皇帝对李靖的一次忠诚度的测试，综观整个帝国也只有李靖能够在战功上与太宗皇帝相顽颉，这样太过能干的人才，哪朝哪代对皇帝都是一种威胁，因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事件举不胜举。可是李世民毕竟不是刘邦、朱元璋，对李靖也不过是借机试探一番。而李靖的表现也堪称完美，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绝无不该有的野心，于是君臣相协，自始至终。可是回到这件事上来，虽然李靖被太宗亲自赦免，但既然此事已被提出，并且太宗皇帝与李靖都认可了这件事情并非子虚乌有，那么总得找出一个人来承担罪责，这只替罪羊就是倒霉的苏定方。因此他从首先杀入突厥大营的英雄一下子落到二十余年无人问津的罪人身份，可谓从天上一下子掉入了地底。可是即便这样苏定方依然没有放弃，而机会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终于在永徽六年让他等到了机会。由于良将缺乏，因此苏定方被重新起用，封为左卫中郎将，与营州都督程名振一起讨伐高丽国，再次崭露头角。由于战绩优良，因此亦被选入了此次平西突厥之役，苏定方可谓是磨刀霍霍，就等着能够再立新功，以雪二十余年来所受的不平之气。
在经过了大半年的精心准备之后，远征军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终于正式出发，此次远征军阵容如下，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旗下分别有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周智度、刘仁愿等人（此人后来在镇守百济当中功勋卓著）。对于此次远征唐高宗显得极为重视，甚至亲至玄武门为唐军诸将饯行，期望此行能够一战成功。
在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远征军终于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行军是艰苦的，唐军足足跋涉了七个月才终于寻到了西突厥的踪迹，与阿史那贺鲁部众歌逻禄、处月（这里为处月残部）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大战。已经六十八岁的程老将军依然不减其勇，麾军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万计。在追寻到西突厥主力之后程知节立刻派副总管周智度领军追击，于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之下再破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斩首三万余，攻拔其城。
在接连两次大胜之后，唐军已经推进至鹰娑川(今裕勒都斯河)，即当年大突厥汗国西面可汗牙庭故地。而阿史那贺鲁也调集了重兵与唐军进行决战，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阿史那贺鲁的儿子咥运率两万精骑与总管苏海政所率领的唐军前锋会战于鹰娑川，两军激战连场未分胜负，此时西突厥鼠尼施部又率援军两万加入战团，胜利的天平眼见慢慢往西突厥方面倾斜。此时十里外，苏定方恰巧在与苏海政隔了一个小山岭的地方歇马，望见远方烟尘阵阵，厮杀震天，知道前锋已然遇敌，于是急率五百铁骑赶往救援。当苏定方赶到之时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他审时度势，对敌军阵势薄弱之处进行决死突击。突厥战阵在这次突击之下遭到了致命重创，整体阵形瞬间崩坏，唐军乘胜追杀二十余里。此役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战场上一片狼藉，死马及突厥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鹰娑川一战唐军获得了大胜，但是战后唐军内部的矛盾却爆发了出来。副大总管王文度开始公开地指责主帅程知节轻骑冒进，因此导致战斗虽然胜利，但是唐军亦有不小的损失。之后他居然拿出了一道圣旨，宣布因为程知节恃勇轻敌，因此皇帝委托王文度在适当的时候节制诸军。于是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一改之前的战术战法，将大军布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粮草辎重均藏于阵中，人马整天披甲戒备，缓慢进军，等待敌人的主动进攻。当然王文度的这种战法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其实是隋代杨素改革之前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战法。但是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早以被淘汰的被动防守的战法立刻导致战马多瘦累而死，士兵疲劳不堪，士气大降的恶果。当时苏定方便对主帅程知节进言道：“我们本来目的是主动讨伐敌人，现在反而大搞防守。如今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对王文度的战法大加抨击。此时的苏定方比谁都要焦急，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就等着这次大战能获得足够的功勋，谁知道到手的功劳就要这样被生生断送，万一军败搞不好回京之后还会担上不小的罪名，这怎么能不让他心急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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