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于“大率众来入”后，李牧“多为奇陈”，会战从来都是聚兵一地、一战决胜，“多”字当作何解？《左传·隐公九年》云“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这里的“覆”也就是“伏”。此外《左传·宣公十二年》还记载“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都是布置多处伏兵的意思。马邑之伏汉军的作战方案是“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汉书·韩安国传》）。因此“多为奇陈”的意思就是布置了多支伏兵。匈奴大军入境后，李牧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但赵军中骑兵占不到十分之一，机动性较差，不可能对匈奴骑兵实施两翼包围，因此“张左右翼”并不是表动作，而是表状态，以伏兵夹击之意。

　　综上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李牧破匈奴用的是伏击的办法，马邑之伏很可能正是借鉴了李牧的经验，甚至不排除赵匈此战的战场就在马邑附近的可能。

　　关于此战的兵数，《李牧列传》说赵军为步兵15万、骑兵1.3万、战车1300辆，匈奴有骑兵10余万，这个数字绝难令人相信。即便按照游辨之士的说法赵国也只有“车千乘，骑万匹”，而且是整个国家的车骑数，代、雁门当然不可能有1.3万骑兵和1300辆战车。

　　司马迁的材料来源可能有两种，第一是采自现已失传的纵横家著作（《太平御览》卷294引《战国策》文与《李牧列传》基本相同）。第二种可能是司马迁直接访自他的朋友、冯唐之子冯遂（冯唐祖父曾在李牧属下任职），此种可能性极大。不论如何，《李牧列传》依据的必定不是正式记载，这一点从此事既未见于《赵世家》，也未见于《六国年表》就可以看出。

 
今天的雁门关

 
李牧祠

　　司马迁所得材料的另一部分保留在《冯唐列传》中，联系冯唐“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之语，这段话无疑是做了很大的夸张。战国时东胡强、月氏盛，匈奴尚未大兴，也不可能出动十余万骑。所以《李牧列传》的说法并不可信。此战的真实兵数，可以参考西汉时匈奴大入代、雁门的兵力，估计匈奴军大略有三四万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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