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从11月8日出发，到11月25日攻占双堆集，整整17天，他总共前进了不到200公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最高首长，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中将司令官，难道连地图都不会看，难道就不会选择更一条合适的进军路线吗？不能否认的是，黄维毕竟是有经验，有资历的指挥官。11月12日，他略施小计，率部向南，经新蔡直奔阜阳，顿时打乱了中野第一、二、六纵的颖河阻击计划，可谓机动灵活的神来之笔。可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能看到黄维还有什么精彩表现。三天之后，刘伯承占领宿县，切断了津浦线，也割断了徐州集团与蚌埠集团的联系。19日，十二兵团赶到蒙城，连日阴雨，加上被中野利用河流节节阻击，已经显现疲惫之像。此时，无论从地形上还是从敌我态势上，都已经可以判断出如果再按照原计划东援，势必背水一战。黄维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命令，继续向宿县攻击前进，打通徐蚌线，进而北援碾庄；二是立即改变方向向西南转进，到达固镇和蚌埠一线，与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然后相机北进。显然，对于当时的整个战局以及该兵团的处境来讲，后者更加合理，起码可以暂时稳住阵脚，冲出黄泛区，摆脱孤军侧敌而动的局面。当然，无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立即行动，一点都不能耽搁。

　　可是，黄维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呆在蒙城没有动，等待第85军的到来。如果说黄百韬等44军是有命令在前，贪图编制在后的话，黄维等85军完全是过高相信自己的实力，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你在那里观望不进，可解放军却在调兵谴将。到了21日，黄维在蒋的一再催逼下，选择了第一种方案，离开蒙城，向宿县挺进。这时，他根本不知道第七兵团已经覆灭，黄百韬第本人也于22日自杀身亡。24日，经过三天激战，十二兵团终于占领了浍河南岸的南坪集一线，距离宿县已经不足10公里。此时，大量情报表明解放军已经在其正面构筑了大量工事，左翼和后卫也遭到猛烈攻击。当黄维在南坪集兵团部里把这些情报连成一线时，发现一个口袋阵正向他迎头兜来，而他的背后却是一连串弯弯曲曲的河流。此时，兵团尚未四面受困，还有一线生机，他的东南方向还没有解放军的主力。如果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东南，朝固镇前进，40多公里的路程，强行军一夜即到，依然可以与李延年兵团回会合。

　　可是，黄维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他先是命令经双堆集向固镇转进，但又磨磨蹭蹭，等待蒋介石的命令，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行动。可到了双堆集发现部队有些混乱，于是决定在双堆集休整一天，次日再全线向东出击。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却如此朝令夕改，呆板机械，焉有不败之理！1948年11月27日，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于大规模的混战中合围于方圆不到10公里的双堆集地区，19天后，第十二兵团被全歼。

　　有的资料认为黄维兵团的覆灭是由于蒋介石的胡乱指挥，战场地形不利以及后来的85军110师廖运周部的临阵起义等因素所造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作为战地指挥官的黄维骄横轻敌、当断不断，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机械执行命令才是该部最后全军覆没的关键原因。

　　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杜聿明坐困围城

　　应该说，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是实际上的战区最高指挥官，应该相当于一个方面军司令官的角色。但可悲的是，他当时既缺少临机决断的权力，也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更缺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在整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他不是没有扭转局面的机会，但始终主意不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由内外两根绳子牵动的木偶，最后打也打不了，走也走不成，和他的三十万大军一起在一个叫做陈官庄的小村子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杜聿明唯一的一次机会出现在1948年11月11日。此时，他刚刚接任剿总副司令，受命指挥徐州战场的国民党军。3天前，右翼的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国防部命令他指挥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东援黄百韬。同时，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正在向徐州急进，南线蚌埠固镇一线还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饲机北援。杜聿明此时手握7个机动兵团近80万兵力，虽然形势不利，但如果指挥得法，完全可以一战。我们再来看看当时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华野兵力部署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用于打援，三分之一围歼黄兵团，另三分之一留做预备队；中野主力全力堵截十二兵团北上，另一部准备攻取宿县，切断津浦路，监视蚌埠。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华野不能迅速消灭黄百韬兵团，又奈何不了邱、李孙两兵团，僵局稍有闪失，战役成败就可能逆转，战机稍纵即逝。

　　杜聿明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时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以黄兵团坚守碾庄一周至十天，以李兵团守备徐州，以邱、孙两兵团汇合黄维兵团以绝对优势先击破中野6个纵队，然后回师向东，解黄兵团之围。二是按照命令，以孙兵团守徐州，邱、李两兵团全力东援碾庄，同时命黄维向徐州急进。稍有战略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第一种方案是一个出奇制胜，断敌一指的有力计划，如果当时国民党军采用了这一方案，即使最后黄兵团被歼，能够咬住甚至击破中野主力，也能够扭转战局。而第二个方案则正中对手下怀，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顾虑不是没有，主要是两点，一是黄兵团能坚持多久，二是中野主力能否抓住。后来的事实证明，黄百韬从被围到最后被歼整整坚持了13天，而中野主力当时正在徐州西南全力阻击黄维。可惜的是杜聿明不是粟裕，敢于在关键时刻拒理力争甚至直言抗上，他也没有东吴鲁肃那种力排众议的气概。在患得患失中他选择了自以为稳妥的第二方案，全不顾战争就是冒险，出奇才能制胜。等到对手完成战略部署，黄百韬被歼，黄维被围，这时他的徐州孤军又怎是腾出手来的解放军两大野战军的对手。

　　当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杜聿明所率的徐州集团近40万人马已经失去了扭转战局的资本，但并非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杜聿明对当时的形势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要确立所谓“要打就不走，要走就不打”的原则。趁黄维兵团牵制中野主力的机会，将徐州部队经永城撤到阜阳，以淮河为依托，从新集结力量。经蒋介石同意，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徐州集团开始撤退。要说组织撤退，杜聿明可是一把好手。远的如抗战期间的远征军撤退野人山，近的如辽沈战役后期的葫芦岛撤退，可谓经验丰富。在行动前，他虚晃一枪，命部队继续猛烈攻击，迷惑解放军，同时主力采取“滚筒战术”，相互掩护，逐次向永城开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于12月3日抵达距徐州50余公里的李石林、孟集一线，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到达安全地带。这时，忽然接到蒋介石手令，命他率部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生死存亡在于呼吸之间，杜聿明知道违令按原计划行动，还有生的希望，遵命行使只有死路一条。当他在孟集犹豫、滞留的时候，却给解放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他严格执行了蒋的命令，率部由东南方向转向了西南方向，则更是钻进了刘伯承和粟裕给他设下的口袋，终于在12月6日被合围在陈官庄。至此，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最后的两个重兵集团——黄维十二兵团和杜聿明率领的二、十三两兵团被解放军结结实实地围在两个相距不到30公里的包围圈中，无奈地等待最后的时刻到来。

　　硝烟散尽，当我们再来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胜负似乎早已注定。但对比双方战场指挥者，我们不难看出，一方坚定果断，令行禁止，另一方却犹豫不决，畏首畏尾；一方指挥若定，上下同心，另一方战术失当，阳奉阴违，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徐州交汇，宛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把蒋介石的80万精锐嫡系牢牢地钉在了上面，60万完胜80万的结果则永远成为战争史上最经典的战例。战争其实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优势，胜利总是青睐拥有出色的战争谋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勇敢顽强战斗作风的一方。这些，也许能够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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