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活动好像是神出鬼没一般，但我军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
它一般是在无月亮的暗夜人窜大陆，入陆的高度只有200至300米(目的是尽量避开我雷达探测范围)，在大陆活动长达6至8小时，拂晓返回。它在大陆定点、分段、计时作低空慢速飞行，航线曲折多变，通常在我重要城市、空军基地和高炮火力的边缘通过，这样既可以大量获取情报，又能避免遭我攻击。如果碰上我战鹰拦截，它能迅速施放金属丝干扰和发射隐真示假信号，同时作不规则的航向、高度、速度机动。造成我机上雷达无法分辨目标，更不能瞄准攻击。这就是我战鹰奈何不了它反遭它暗算的原因。另外，每周六晚上，P-2V都不出动，原因是为了让那些不知哪——天就会见阎王的驾乘人员醉生梦死，寻欢作乐……
海军航空兵某部指战员经过战术研究，认为P-2V利用黑夜掩护，是它的主要优势，如果我们能创造条件，使它暴露在明处，它就不堪一击了!这话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有办法变黑夜为白昼吗?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中群众智慧，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计算，提出了一个使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方案。他提出了用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放照明弹，扰如晴空霹雳一般，同时用歼击机攻击。这种多机种协同，立体攻击的方法立即得到上级的支持，并从部队抽调飞机进行了“霹雳攻击”——夜空照明战术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1963年11月，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山东流亭机场正式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独立第5大队，专门训练“霹雳攻击”战术。此后，各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12月6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P-2V的战斗值班任务。
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占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一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疃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
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
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夜空猎手”荣誉称号。
1964年6月11日16时，又一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
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
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人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
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立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
待照明机、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的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发现目标，立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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