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界香港范围内的沙头角仅有乡的建制。在香港境内有一条水泥公路从上水向东直达沙头角地区。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30余家商店外，从海旁街出沙头角往上水方向1000米处店铺林立，沙头角联乡办事处、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设在这里。在双方的商店里，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费品应有尽有外，还有金铺、钟表店等高档商品。在当时我方老百姓看来，黄金和钟表均属于奢侈用品。英界沙头角乡附近的村庄分布大致是：北部有山嘴、担水坑、盐寮下；南部有榕树坳、凤坑、鸡骨树下等。南北部的村庄皆与英界沙头角陆地相连，而与中方沙头角则由小海峡相隔。南北部的所有村庄与我方阵地相距很近，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香港居民历史上从未屈服和认同过英军的占领，祖先曾因反抗英军暴行而遭到大屠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香港后在此肆意残杀老百姓。于是，这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属的武装力量），到内地参加抗日救国或在当地打击日寇。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历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英军、英警镇压香港左派工人和在边界制造事端的行径使他们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到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只要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就及时派人过来向我方报告。为了阻止双方老百姓的汇合示威，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楼，在楼下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企图阻挡管界两方的群众汇合聚集。可是，双方的群众经常派人去扒开，对此，英警就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5日。
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就是及时了解并掌握敌情，向上级机关报告。在紧张局势最严重的10天里，团部增派了3个参谋，不然的话，纵然我是三头六臂亦难以应付严峻的局面。7月5日下午，英军大量增兵，附近的村庄都住满了英军。英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是轻、重机枪和炮。这时候，英警的防暴队又增加了100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我军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处在第一线的仍然是我团的2、3营和机炮连。我们在战地和阵地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在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此时此刻，火药味愈来愈浓，战事一触即发。为了与民兵配合作战，我找来沙头角镇民兵连长罗九，要求他作好全体民兵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一要做好战斗准备，二要严守纪律，千万不可先打第一枪和主动挑衅。7月6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众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行。我方派出联络人员恳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我方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派了10多个青年人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催泪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向他射击，张天生立即倒在血泊里。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为愤慨。但当时又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我军不能擅自开枪。这天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省军区某师白政委等人也来了。7月7日，沙头角群众举行了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当天，英界那边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4楼7月8日凌晨2时，我刚躺下床，突然电话铃声响，我立即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我讲话的声音清不清晰？”我回答：“很清晰。”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是话务员在试机，同时也深知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沙头角。因为长时期处在紧张状态，我感到十分疲劳，但又无法入睡，我躺下来强迫自己睡觉，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劳过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错，可不管怎样就是无法入眠。于是，..脆下床起来把行军水壶灌满茶水，军用挎包里装上一些压缩饼干。此时，司务长走进来送来两只熟鸡。我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就对司务长说：“你去把鸡切开7、8块，整只鸡太难吃了。”司务长下楼去不久就加工好了，还送来几十个馒头。自从进入沙头角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觉饿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最难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实际上是睡不着觉，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只是一味地想喝水。
这时候的沙头角，各路人马汇集。除了部队各级的军事指挥员外，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同时还有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一切迹象表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我们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罗九问，怎么办？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我当时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谁去通知？”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投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对方的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我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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