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东半岛这样宽大地域组织抗登陆战役，清军的兵力是不够的。本来应该在威胁最大的方向重点地部署兵力，并尽量把第二线部队靠前配置，以便能够不失时机地实施机动。可是，清军用于在主要防御方向实施机动的第二线兵力（即大同军2000人、豫军2000人、新奉军2500人，共6500余人）却远在营口，难以及时救援。从战役发展过程看，如果把这些部队部署在复州、普兰店（今辽宁新金县）地区荫蔽待机，情形可能要好一些，至少不致于失败得那样快。

　　清军防御布势的错误，终于被日军所利用。日军大本营决定从清军基本没有设防的花园口登陆。这一选择颇为得计。他们认为，虽然该处‘‘水浅，输送船不得不停在离岸4浬之处”，但地势较为平坦，地形开阔，又无坚固设防，登陆后易于展开。只要迅速建立起登陆场，即可掩护后续部队陆续登陆，然后西向切断辽东半岛的蜂腰地带，夺占金州，‘‘克其地即大连可破，大连陷即旅顺无援，旅顺入手，即可入直隶”。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日军这一战役计划得到了实现。

　　三、作战指挥的错误处置

　　当时的抗登陆战役已是海陆协同性质的战役，要求有集中统一的指挥，以便在统一的战役意图下协调参加战役的陆军和海军各部队的行动。但是，当时旅大各军竟无人统率。金州守将连顺受奉天将军裕禄节制，其余各军则由李鸿章坐镇天津遥控。负责前敌指挥的龚照屿，其人“贪鄙庸劣”，后来临阵脱逃。大家只得公推无能的姜桂题临时指挥。连李鸿章也说：“但姜、程、卫无人统率，能否同时固守待援，殊深焦虑。”至于海军，由于人为的原因，始终不与陆军积极配合。这样腐败的军队，没有不实行错误指挥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于军事指挥的笨拙，丧失了迅速实施机动、迫敌背水作战的有利时机。10月24日拂晓，日军先头部队登陆后，清军很快获悉。驻守金州的清军守将连顺、徐邦道分别向沈阳的裕禄和旅顺的龚照屿请求增援。但他们都以不明日军是北向辽沈还是南攻旅大为由，按兵不动。裕禄甚至认为：“倭寇分兵窜扰，明系包抄前敌各军（指鸭绿江前线清军部队）后路。目下九连城既被抢渡，难保不合谋北犯。”宋庆更把沿海的大东沟、大孤山的清军共6500多人调至岫岩，背敌而行，名曰阻止日军北上。这就使日军登陆时，未曾受到清军的任何抗击。

　　其实，从日军在登陆中所遇到的各种因难就可以证明，迫敌背水一战的有利时机是存在的。有一个叫乌依特盖特的俄国海军大校曾具体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日军“因为离海岸太远，用了150只舢舨和15只小火轮，1昼夜只不过往返3次。涨潮时虽然能勉强到达海岸，但是退潮时就必须在1200米泥泞的海滩中徒涉。因此，笨重的军用物品就无法运至岸上。先遣部队登陆后费了4昼夜的时间，经过种种困难，建筑了长约200米的临时码头，然后才开始做大队登陆的工作。该处的不便还不止于此。附近缺乏淡水，需要临时掘井取水，而水质又不好。因此陆军在登陆一批后，就要顺序前进，以便着手后批人员的登陆”。就这样，日军费了12天时间（原预计6天）才登陆完毕。日军第1师登陆之后，犹恐清军增援部队赶到受到夹击，决定不待后续的第12混成旅到达，立即展开其兵力，拼命向纵深突击。

　　二、未能及时调动部队坚守金州，扭转败局。日军展开其兵力向纵深发展，目标是夺占金州。当时，驻守金州外围的是坚决抗战的将领徐邦道。他看到背水击敌的战机已被贻误，便依托金州东14里处的大和尚山转入仓卒防御，同时向李鸿章请求火速增援。金州万山环抱，南部地势狭窄，形如蜂腰，是旅大的咽喉。大和尚山又是掩护金州、屏障大连的要点。徐邦道坚守金州，待援歼敌的主张是很有眼光的。如果李鸿章按徐邦道等人的要求；在宋庆、刘盛休赴援的同时，把旅顺、大连的守军调至金州拒敌，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李鸿章回电竟说：“倭匪尚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这是典型的被动挨打的错误指导。后来有人评论说：“故旅顺之失也，祸胎先在金州”。“诚使当日者有知兵之大将，移师以攻金州，即未能遽尔恢复，日本当无暇进窥旅顺。又使守旅顺者知金州之海颈为旅顺存亡之所系，日兵未至，则严为之备；日兵既至，则力与之争，旅顺虽至今存可也。”

　　由于无援，徐邦道寡不敌众，被迫西退旅顺。金州城守将连顺未战先逃，金州终告陷落。金州一失，大连、旅顺俱成绝地，随即相继失陷。

　　三、北洋水师未能进行策应。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损失较重，不敢争夺制海权。因此，日军登陆兵在集结、航渡、抢滩登陆过程中均未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袭扰和突击。但是，北洋水师尚有主力舰6艘，此外，还有一些防守舰艇及13艘水雷艇。在日军于花园口登陆后，赵怀业、徐邦道和龚照屿都先后请求李鸿章速派北洋水师来援，但李鸿章不予答复。水师提督丁汝昌亦以各舰受创为由，不肯出动。后旅顺危急，李鸿章才于11月27日严令丁汝昌率队协同。按其实力，北洋水师尚可担负近海巡逻、从海上实施反登陆和输送援兵、供应品等任务。但随后李鸿章还是听信德国人汉纳根的意见，改变了增援决定。当时，汉纳根权力很大，“已奉督理水师之命”。他认为：“我舰挟运船往旅，必有大战。以寡敌众，定（远）、镇（远）难保，运船必毁，定、镇若失，后难复振，力劝毋轻一掷，仍回威海，与炮台依护为妥。”因此，当丁汝昌率领水师去天津向李鸿章请战时，李鸿章反而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在整个战役中，日军虽未能从正面攻破旅顺、大连的防御，但仅凭14艘军舰及7艘鱼雷艇，却完全控制了海面，封锁了旅顺口与大连湾的海上通道，有力地掩护和支援了其陆军的作战。

　　自然，辽东半岛乃至整个甲午战争的惨败，如同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一样，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对此，本文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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