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么？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
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象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进村扫荡的日军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遭到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人们驱赶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人整排整排地都倒下去了。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三百零三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一千一百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辺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蔵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辺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山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辺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山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时候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潘家峪惨案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似的（田辺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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