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为看到日本原陆军士官川崎春彦所著《日中战争--一个日本兵的证言》一书，对其中一九四五年间和新四军作战的部分深感兴趣。诚然，其中在湖南南部遭到“三万”新四军围攻的场面，似与新四军当时的兵力部署不符。所以，我在网上就这篇文章内容征求有关朋友的帮助，希望在中文资料中能够找到相应记载。几天来，很多朋友热情相助，尤其是老拙兄，竟然协助耐心分析当时八路军南进支队的行动路线，其认真程度，让我颇为感动。这段中日战争的真相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我也只有将这段原文全部翻译上来，算是报答朋友们这些热情的帮助吧。
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二十年六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译者注）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译者注）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是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四十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公分，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绕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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