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东征日本史
二13世纪下半叶,蒙古帝国虽日趋分裂,忽必烈在亚洲东部建立的元朝却蒸蒸日上,实力居亚洲第一,但却被东亚的一个力量弱小的日本岛国打败,这与元朝和日本双方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下面试分析之。
首先,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日本位于东海之东,隔海与中国相望,其国土由四个比较大的海岛和一些小岛组成。在这些列岛上生存的日本大和民族则是一个适应海洋、依靠海洋、了解海洋,从而驾驭海洋的民族。面对蒙古军的入侵,他们在沿海地带花费了5年多时间筑起了一道防御蒙古人的石墙,这样他们凭借此墙,攻守自如,使蒙古军队暴晒于海滩而无法靠近陆地。在蒙古人退往海上之后,他们借助于台风、暴风雨,趁火打劫,使蒙古人损失惨重。蒙古人则属于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优良的军事武器战马仅仅适应于陆地而不适应海战,蒙古军队离开马就如同鱼失去水一样。尽管他们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学会了一点海洋或水上作战方法,但与熟谙海洋的日本人相比,则微不足道。加之蒙古军队远道而来,对日本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这样难免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另外,日本列岛的海洋性气候也在蒙古人进攻日本时保护了日本人。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日本时,他们和在其他战场一样,取得了成功,军队已深入日本大宰府附近,但一场突降的暴风雨使蒙古军与胜利失之交臂。在第二次入侵日本的战役中,又是一场台风使蒙古军舰和军队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元朝东征日本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不如说是日本三背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帮助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
其次,与蒙古人作战部署和指挥失当有关。蒙古军队在两次东征日本初期都处于有利位置。如第一次进攻日本时,顺利地占领了对马、一岐两岛,进而深入肥前松浦郡,直抵日本中心大宰府。第二次进攻日本时,尽管蒙古军队在日本军队打击下步履维艰,但由于蒙古军队步兵的集团作战方法优于日本骑马武士的个人作战方式及使用了日本人难以想象的石驽、石炮,因此蒙古人不仅登陆,而且在鹰岛、对马、一岐、平户、长门等地频繁活动。然而他们却没有利用这些有利的岛屿建立据点,反而在海岸将大多数船舰连成一体,作为入侵日本的总指挥部,总据点。于是在暴风雨、台风袭击时,他们撤兵入舰,连成一体的战舰无法抗拒台风、暴风雨的袭击,蒙古军队因此而失败。更有甚者,蒙古人在第一次遭受暴风雨的袭击而惨败后,仍不接受失败的教训,又在第二次遭台风袭击时撤入海上,结果重导失败的覆辙。可以说这与蒙古人传统的作战部署有密切关系。蒙古人在三次西征过程中,往往占领一地后,迅速抢掠财物、屠杀居民,然后便迅速撤离。正如一位从陷落的不花剌(今布哈拉)逃到呼罗珊(中亚阿姆河以南地区)的人说的那样:“他们(指蒙古军队)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这种作战部署在广阔的草原上很实用。因为草原是相对静止的世界,蒙古军队为了防止报复或其他,必须以动制静。但海洋则完全相反,它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世界,因此在海洋上作战,必须以静制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才不可能为海洋所吞没。蒙古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当然,蒙古将领指挥失当也是蒙古人失败的主观因素。如在第二次东征日本过程中,洪茶丘与高丽统帅金方庆结怨甚深,而汉将范文虎又为其他将领轻视。结果将领之间经常争吵,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挥方针,致使蒙古军在错误的指挥下彻底败北。
再次,与蒙古军队的普遍厌战心理有关。从成吉思汗在三河之源兴起到忽必烈发动对日战争,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广大人民希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厌战情绪非常高。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经济聚敛政策使处于第三等级的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第四等级的南方汉人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参战的汉人、女真人并不积极,他们“相挺而起”,仅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就有200多处地方发生了反元武装斗争。作为臣属国的高丽也因为元朝不断地让其提供战船、物资、粮草、水手而元气大伤,他们的厌战情绪也很高。对此井上靖指出:“强制的高丽人和汉人建造的船只很不坚固,陆战方面无敌的蒙古军在海战方面不得不依靠对元朝怀着怨恨的宋朝降将的指挥。”高丽史料也反映出高丽人民因忽必烈攻日“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这充分表明广大民众的普遍厌战情绪,而厌战情绪的存在,是克敌制胜的心理障碍。因此,普遍的厌战心理也是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主观因素。
最后,与蒙古人东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有关。从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军事战争实例来看,凡是正义的战争,即使在战争的过程中暂时受挫,但由于它的正义性,将会获得巩固的后方、充分的军备,从而最终走向胜利;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短时期内出现胜利的局面,但它终归会因广大民众在物质、精神方面的不支持而走向失败。元朝东征日本的战争也正是因为它的非正义性而遭到日本、高丽、中国民众的广泛抵抗,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有关元朝东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在文中多次论及,故不再赘述。
总之,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二次东征失败而再次隔绝,作为战胜一方的日本,因赶走了蒙古人而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作为战败一方的元朝不仅使国内实力受损,而且也使蒙古军队的神威扫地。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人的军事信念。可以说,元朝对日本的两次东征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首先,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日本位于东海之东,隔海与中国相望,其国土由四个比较大的海岛和一些小岛组成。在这些列岛上生存的日本大和民族则是一个适应海洋、依靠海洋、了解海洋,从而驾驭海洋的民族。面对蒙古军的入侵,他们在沿海地带花费了5年多时间筑起了一道防御蒙古人的石墙,这样他们凭借此墙,攻守自如,使蒙古军队暴晒于海滩而无法靠近陆地。在蒙古人退往海上之后,他们借助于台风、暴风雨,趁火打劫,使蒙古人损失惨重。蒙古人则属于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优良的军事武器战马仅仅适应于陆地而不适应海战,蒙古军队离开马就如同鱼失去水一样。尽管他们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学会了一点海洋或水上作战方法,但与熟谙海洋的日本人相比,则微不足道。加之蒙古军队远道而来,对日本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这样难免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另外,日本列岛的海洋性气候也在蒙古人进攻日本时保护了日本人。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日本时,他们和在其他战场一样,取得了成功,军队已深入日本大宰府附近,但一场突降的暴风雨使蒙古军与胜利失之交臂。在第二次入侵日本的战役中,又是一场台风使蒙古军舰和军队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元朝东征日本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不如说是日本三背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帮助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
其次,与蒙古人作战部署和指挥失当有关。蒙古军队在两次东征日本初期都处于有利位置。如第一次进攻日本时,顺利地占领了对马、一岐两岛,进而深入肥前松浦郡,直抵日本中心大宰府。第二次进攻日本时,尽管蒙古军队在日本军队打击下步履维艰,但由于蒙古军队步兵的集团作战方法优于日本骑马武士的个人作战方式及使用了日本人难以想象的石驽、石炮,因此蒙古人不仅登陆,而且在鹰岛、对马、一岐、平户、长门等地频繁活动。然而他们却没有利用这些有利的岛屿建立据点,反而在海岸将大多数船舰连成一体,作为入侵日本的总指挥部,总据点。于是在暴风雨、台风袭击时,他们撤兵入舰,连成一体的战舰无法抗拒台风、暴风雨的袭击,蒙古军队因此而失败。更有甚者,蒙古人在第一次遭受暴风雨的袭击而惨败后,仍不接受失败的教训,又在第二次遭台风袭击时撤入海上,结果重导失败的覆辙。可以说这与蒙古人传统的作战部署有密切关系。蒙古人在三次西征过程中,往往占领一地后,迅速抢掠财物、屠杀居民,然后便迅速撤离。正如一位从陷落的不花剌(今布哈拉)逃到呼罗珊(中亚阿姆河以南地区)的人说的那样:“他们(指蒙古军队)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这种作战部署在广阔的草原上很实用。因为草原是相对静止的世界,蒙古军队为了防止报复或其他,必须以动制静。但海洋则完全相反,它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世界,因此在海洋上作战,必须以静制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样才不可能为海洋所吞没。蒙古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当然,蒙古将领指挥失当也是蒙古人失败的主观因素。如在第二次东征日本过程中,洪茶丘与高丽统帅金方庆结怨甚深,而汉将范文虎又为其他将领轻视。结果将领之间经常争吵,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挥方针,致使蒙古军在错误的指挥下彻底败北。
再次,与蒙古军队的普遍厌战心理有关。从成吉思汗在三河之源兴起到忽必烈发动对日战争,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广大人民希望和平与稳定,因此厌战情绪非常高。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经济聚敛政策使处于第三等级的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第四等级的南方汉人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参战的汉人、女真人并不积极,他们“相挺而起”,仅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就有200多处地方发生了反元武装斗争。作为臣属国的高丽也因为元朝不断地让其提供战船、物资、粮草、水手而元气大伤,他们的厌战情绪也很高。对此井上靖指出:“强制的高丽人和汉人建造的船只很不坚固,陆战方面无敌的蒙古军在海战方面不得不依靠对元朝怀着怨恨的宋朝降将的指挥。”高丽史料也反映出高丽人民因忽必烈攻日“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这充分表明广大民众的普遍厌战情绪,而厌战情绪的存在,是克敌制胜的心理障碍。因此,普遍的厌战心理也是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主观因素。
最后,与蒙古人东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有关。从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军事战争实例来看,凡是正义的战争,即使在战争的过程中暂时受挫,但由于它的正义性,将会获得巩固的后方、充分的军备,从而最终走向胜利;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短时期内出现胜利的局面,但它终归会因广大民众在物质、精神方面的不支持而走向失败。元朝东征日本的战争也正是因为它的非正义性而遭到日本、高丽、中国民众的广泛抵抗,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有关元朝东征日本战争的非正义性在文中多次论及,故不再赘述。
总之,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二次东征失败而再次隔绝,作为战胜一方的日本,因赶走了蒙古人而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作为战败一方的元朝不仅使国内实力受损,而且也使蒙古军队的神威扫地。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人的军事信念。可以说,元朝对日本的两次东征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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