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O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反观中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办事者”，却不得不在正面抗敌的同时，还要在背面应对以翁同和为代表的“评论者”的冷嘲热讽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将相不和”从来就不是坏事。更为惊心的是，中日战争似乎演变成了日本与北洋的战争，战力尚在的南洋舰队袖手旁观，更别说执行清议所夸夸其谈地挥军直捣日本本土，演一则围魏救赵的好戏了，西方报道就曾略带尖刻地指出甲午战争其实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详见拙作《日本满清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

　　日本的决策层年富力强，伊藤博文时年五十四岁，而中国决策层相对老迈，李鸿章当时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翁。这简直就是旭日帝国挑战老大帝国的生动写照。

　　日本尽管有内争，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好，闹归闹，朝野还是一心对外，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各阶层空前统一，明治维新、西南战争等造成的隔阂，迅速被弥和。而中国方面，清议扰扰，说风凉话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乘机诬陷李鸿章父子通敌卖国的，令李鸿章愤怒异常。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身，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当李鸿章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情感牌”来和伊藤套近乎时，伊藤一边用“中堂之论，甚惬我心”顺势化解，一边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扔还给李鸿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倒也坦率：“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甲午战争后，士大夫果然被震惊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将责任悉数归咎到李鸿章“卖国”，拒签马关条约、请诛李鸿章的呼声响彻朝野。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随后，知识分子再度沦为政争工具和牺牲品，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逃亡海外的所谓改革者，迅速地将悲情变为敛财乃至大交桃花运（看看康“圣人”在海外的“人财两得”）的道具；而无论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从此也认定了“枪杆子”强过“笔杆子”，握笔的手开始纷纷拿枪，其杀伤力竟是武夫们自叹不如的。

　　甲午战争也同样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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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无论是地位还是功勋，伊藤都逊色许多，但有一事却占足上风：他“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势禁形格，李鸿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样是梁启超所记，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的意见，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听罢，“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不知当日李中堂与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许中堂大人也希望有惊雷掠过而落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