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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