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到北平，就由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陪同，拜访了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等军队长官，以获取他们的协助与支持。然后，利用他的酒肉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吴幼权，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肃奸，以“将功折罪”。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们，此时能抱住戴笠这棵大树，自然求之不得，怎敢不尽心尽力。
12月6日，冷落多日的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公馆突然热闹起来。华北地区的大小汉奸们接到汪的“家宴”请柬，以为有什么要事，便都来聚会，也想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以谋生路。谁知觥筹交错，酒兴正酣之际，全副戎装的戴笠突然出现，再一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特务，汉奸顿时酒意全消，各个目瞪口呆，一片死寂。
戴笠庄严宣布：“我代表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逮捕你们，听候国法审理……”汉奸们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王克敏竟然被吓昏过去了。戴笠没想到肃奸工作如此顺利，对汪时璟格外感激，表面上也把汪押到了北平炮局子监狱，不久就将送往重庆软禁，生活给予最优惠的照顾。受到戴笠关照的汉奸还有李守信、黄顺柏等人，亦是图其日后之用。
广东的肃奸工作也是在戴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广东是汪精卫的老巢，势力很大，他虽已病死在日本，但其妻陈璧君仍继续顽抗，拒不投降。
戴笠仍是先笼络亲信，他以老蒋的名义写信给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此人是汪的死党。戴笠的信措辞委婉，以极为诚恳的态度，邀他们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将风度。褚回信表示愿意劝说陈璧君，一同赴渝。褚心里清楚，失去日本靠山，广东是维持不下去的，不如借坡下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样，陈璧君也放弃了抵抗，决定和谈。戴笠命令潜伏在广州的特务在去机场的路上打好埋伏，陈、褚二人的汽车一到，特务们蜂拥而上，将他们逮捕，骗过广东伪军的视线，秘密押往南京。陈、褚二巨头被捕以后，广东的大小汉奸及伪军，便纷纷投降了。
到此，戴笠的肃奸任务已算告一段落。但他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去，为了名利权势。
奸雄末路
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的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得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戴精神恍惚的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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