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盛夏，汉水之上发生了一宗抢劫案。
被劫的人是个年轻书商，自称来自福建，船中满是书籍和杂货。这位书商看到劫匪却不慌乱，从容对答。他对劫匪的头目赵某道：“观公状貌，当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余小商人耶？余殊为可惜。”
赵某见这位少年书商临危不惧，甚觉惊奇，便将其释放。而这位少年书商居然掏出一支手枪相赠。这份大礼令赵某喜出望外，发誓将传令沿途盗伙，对该书商一律不得为难，并妥加保护。
这位豪爽的书商，并非福建人，而是汉口乐善堂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时年仅19岁。此次是奉命前往西北调查，配合另一重要间谍浦敬一图谋劝说新疆巡抚刘锦棠联日抗俄，甚至希望能进入刘的幕僚长期潜伏。
湘军名将刘锦棠(1844-1894)，早年随同叔父刘松山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军功卓著。1870年，刘松山在镇压回部叛乱中阵亡，经左宗棠推荐，遗部由年仅26岁的刘锦棠接手。1875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刘锦棠担任统领，总理行营营务，运筹帷幄，被叛匪惊为“飞将军”。1878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新疆建省，于1884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其地位不仅是封疆大吏，更是对俄外交的关键人物。（
作为在华最大的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次西北行动极为重视，堂长荒尾精专派“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平户三杰”之一浦敬一主持。乐善堂行动计划十分周密：藤岛武彦携搭档大屋半一郎先行，随身带价值1000余元的书籍和杂货，到兰州先安顿下来开设店铺，以回收的货款作为浦敬一进入新疆的费用。
但藤岛在和水匪赵某分手之后，赵某却被官府抓获，羁押在襄阳大牢中。藤岛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达襄阳后，赵某已被枭首。藤岛便乘官府疏忽，将赵某的首级盗回。据说，藤岛此举令赵某的手下感激涕零。
转载此事的《日本侵华之间谍史》（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出版）一书作者钟鹤鸣，因此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另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六类中国人定为侦察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赵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的类别，是日本间谍的重要“统战对象”。因此，尽管可能耽误西北侦察大事，藤岛武彦还是不惜时日前往营救赵某。
藤岛中途遇寇和营救寇首，毕竟耽误了时间，浦敬一等在兰州苦候30天，不见踪迹，盘缠用尽，只好放弃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乐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藤岛武彦两人化装成华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汉水北上，再弃水登陆，翻越终南山，到达西安。两人从3月末离开汉口，5月初方到达西安。在西安盘亘一个月，将所携带的书籍、杂货售出以作为盘缠，又辗转三个月后方于9月份到达兰州。但盘缠用尽，只好分手。藤岛武彦分得18两白银，返回汉口；浦敬一则带着剩余的50多两，独自入疆，并从此失踪，成为日本间谍史的一大悬案。
弱冠之年的藤岛武彦，至此已两次膺任西北考察重任，可见乐善堂对这一位最年轻间谍的器重和栽培。
藤岛武彦出生于日本鹿儿岛人一个藩士家庭，顺应当时日本潮流，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但因英语、数学费力，学业堪忧，后经前辈指点，决意到中国大陆发展。1888年加入乐善堂，随即被派往西北考察。
西北之行失败后，1890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间谍在上海筹办另一家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办所经费困难，藤岛武彦遂返回大阪，兴办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日清贸易研究所。当时，日本谍报多靠私人赞助的浪人组织完成，官方的财政支持并不很多，全靠民间的“爱国热情”维持。
1894年中日开战后，藤岛武彦乘德国客轮再渡上海。此时，日清贸易研究所由日本参谋总部所派的谍报军官、“中国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间谍前往辽东，策应日军登陆。8月中旬，藤岛武彦亦被派往东北，为日本第一军先遣队担任向导。但藤岛在返回日本时已剪去发辫，很难再伪装成中国人。踌躇之下，根津一决定干脆让藤岛伪装成和尚，先到普陀山会合另一潜伏于法雨寺的间谍高见武夫。
藤岛削发后，搭乘8月16日的渡轮，从上海前往普陀山。19日，在镇海换乘武宁轮（又称江天商轮）。未想到，适值佛教中元节（鬼节），举办盂兰盆法会。武宁轮上僧人颇多，相互倾谈，而藤岛这刚刚落发的假和尚，举止古怪，情急之下竟脱口而出日语粗口，行藏遂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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