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共正式授予上将65名。现将这65名上将胡乱作一解析，看能否从中发现点什么。
若以军种计，则陆军60人，海军5人。
若以籍贯计，其人数居前三位者为直隶、安徽、山东三省，而尤以直隶突出，共21人，约占三分之一，还不包括祖籍安徽而生于直隶长于直隶的冯玉祥，若加上冯玉祥，则多达22人。
为什么直隶籍上将远远多于其他各省，没有别的，缘于直隶乃北洋陆军摇篮之故。
北洋陆军创练于直隶时，袁世凯挑选建军骨干，首选便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天津武备学堂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创。李在当时尽管远比其他别的督抚牛逼，也不过直隶地方官而已，故天津武备学堂也和当时或稍后的浙江武备学堂、四川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陕西武备学堂等等各省办的学堂一样，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其招收的学生便主要是以直隶人为主了。袁用这批学生作北洋建军的骨干，就奠定了直隶人占多数的根基。如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陈光远、蔡成勋、李纯、田中玉、赵玉珂等直隶籍武备生，便都是在北洋建军时被袁吸呐的，后来这些人都官居上将。待袁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又于保定创办了速成武备学堂，以应北洋建军人才之需，该学堂招生时更是明确规定了“土六客四”（直隶人占六成，其他外省人占四成）的比例原则，继续保持了北洋军中直隶人的超强比例。北洋后期的上将齐燮元、郑俊彦、卢香亭、周荫人等，即出身该校。
既然北洋建军源自直隶，直隶参军的自然占多数，成为上将的机率自然就大，就象太平军将领广西人占多数、红军将领湘鄂赣人占多数一样的道理。
排在第二位的安徽籍上将9人，仅次于直隶，也是有原因的。北洋建军时，淮军出身的袁世凯挑选建军骨干，首选天津武备学生，次选便是淮军旧将，因而许多淮军成为北洋军的骨干。而且天津武备学堂尽管只是直隶省地方官所建，但这位直隶总督李大人却是淮军首领，故而该学堂中也招收了部分江淮子弟。段祺瑞、段芝贵、杨善德、陆建章等安徽籍北洋军官，也都出身于天津武备学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安徽籍上将较多也就好理解了。
山东籍上将7人，居第三位。找不出更多明显的原因。我想主要原因是山东紧临直隶，投军方便，且两省风俗相近，容易打成一片。比如山东籍七名上将中，靳云鹏、卢永祥、张怀芝、王占元等四人便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也都是由袁世凯在建军初期吸收进来的。吴佩孚、孙传芳二人从军的起点，也是直隶。
居第四位的奉天籍上将4人，其中三人属于张作霖奉军。张在北洋晚期曾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奉天籍4名上将，照理绝对算不上多。
并列第四的福建也产生上将四人，均为海军上将。北洋时期全部5名海军上将，福建籍占了4个，正应了当时那句好象叫作“无闽不成海军”的话。
除以上五省外，其他各省籍的上将比较分散，都在2名以下，包括袁世凯的故乡河南，也只产生了两名上将，还全不是袁的亲信，是在袁死后多年才荣升此一高衔的。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袁乡土观念不重，我看主要是袁死的过早，要是袁再活十年，河南籍上将怕就不是这个比例了。
若按所属派别性质区分，海军不说，则这陆军上将60人中，又区分为多种不同情况：
张锡銮、姜桂题、张勋、赵倜等4人属于旧军人物。
黄兴、黎元洪属于南方起义推翻清王朝有功的元勋级人物。
龙济光、陆荣廷、刘存厚、刘湘、袁祖铭等5人属于西南军阀而投机北洋军阀者。
新疆王杨增新远离中原，中央对之是鞭长莫及，杨对中央则抱谁执政就拥护谁的态度，属于无意也无力与中原相争者。
甘督陆洪涛原属皖系，皖系失败后又倒向直系，基本也是哪边风硬倒向哪边那一类。
阎锡山、刘镇华虽居北方，处在北洋政权控制之下，但自成一统，随风摇摆，左右逢缘，属于北方杂牌小军阀。
王士珍、江朝宗、张绍曾、陆锦、聂宪藩等5人，虽系北洋政权显赫人物，但这几位孝忠的只是袁世凯，在袁死北洋分裂后，对分庭相抗的直皖二系，则并不感冒，因而派系不甚鲜明，对直皖奉三系都保持一定关系。
荫昌虽系前朝人物，但与袁世凯有恩，故是满清进入民国后唯一仍然走红之人。
那彦图系蒙古王公，象征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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