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周恩来
林雨水最得意的回忆是他和周恩来的两次握手，“这在飞虎队老飞行员中是唯一的。”
1945年，林雨水等五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南京新街口的大街上散步。“我在街上买雪糕，突然发现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坐在小店里吃雪糕。我同周恩来打招呼，他也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我急忙翻遍全身找纸和笔，想请周恩来签名。找不到纸，我找到五张500元的法币。结果，周恩来微笑地在分别在五张法币上签名。”林雨水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用的是一只新华牌钢笔。
当时，林雨水把五张法币分给了在座的其他军人三张，自己保留了两张。现在，其中一张，他送给了南京周恩来纪念馆。2005年，最后一张签名法币他割爱给了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友方守义。
林雨水第二次见到周恩来，他已经是总理了，那是在“两航起义”后。“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是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飞机起义。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林雨水是参加起义的12名机长之一。当天晚上，他与52名两航人员驾乘12架民用运输机由香港机场飞抵北京，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晚总理未能第一时间认出他，但他是唯一带家眷投奔祖国的人，引起总理注意。到他走近时，总理认出他了，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我们是不是在1945年见过面？”
他回忆说，与总理握手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总理身边的人员看着我这样兴奋，及时提醒我：握手时不要力气太大，总理的右手骑马时受伤了。那些美好的时刻，林雨水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年架机起义的12位机长，时至今日，只有87岁的林雨水一人了。
劫后余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雨水饱受冲击。造反派说他是“叛徒、内奸、特务、工贼、美蒋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美国特务、伪军官……他说：“天天挨揍是跑不了的。挨抽大嘴巴，也是家常便饭。”
他说：“有一天，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他们说：那个老混蛋在哪里呢？我们看看他！他们一边对我拳打脚踢，一边让我承认罪行。其中的一个大汉对我喝道：我们听说你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你是美蒋集团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我打死你这个狗汉奸！狗特务！说着，他让我立正站好，站直。对着我的肚子，只一拳，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林雨水回忆：造反派们一看，躺下啦！没有气啦！傻眼啦，出人命啦，都跑了。有人通知了我的家属，于是，我的太太、儿子急忙找了一辆运垃圾的手推车把我送到上海中山医院。上海民航跟来几个造反派，说：这个人是牛鬼蛇神！医院的医生、护士一量血压，到0了。他们说：“不行啊！我们医院规定，不能给牛鬼蛇神看病！那么，你们回去吧。”
医院的院长叫吴照汉，他说：“牛鬼蛇神也是人，应该给看病。”手术打开腹腔，里面全是鲜血。胃动脉的血管被造反派给打破裂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给他一家带来诸多苦难。他和夫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女儿在文革中受刺激自杀了。
1978年，林雨水到了香港生活。他改了名字，叫林炳煌，年龄也改小了十岁。他一去香港就在一家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还要马上奋发学习粤语。
30年来，林雨水先生在香港生活得非常拮据、非常贫困、非常无奈。他现在的生活来源完全是上海民航管理局发给他的退休金，每月大约4500元左右。尽管有这些钱，但他们在香港却还是需要资助的城市贫民。我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的衬衣都是旧的，而且没有熨烫过。
林雨水说，他已经在上海华侨公墓买好了墓地。“叶落要归根，将来，我们老两口子要陪着我们在天堂里的女儿，那里面太寒冷了。她会弹钢琴，我们要用笑声、用我们无限的爱，陪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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