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早在大学期间就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
1930年底，通过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不久，佐尔格被派往日本，重新开始新的情报收集工作。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一出离奇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中共叛徒指认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由于从他口中得不到信息，从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由于叛徒陆海防指认“怪西人”是苏联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调查此事。随后，戴笠调用全上海的特务、侦缉警察和大批中外侦探，追查“怪西人”的身份和他的组织。然而这些人折腾了一个多月，连“怪西人”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
实际上，他是格鲁乌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他生于拉脱维亚里加，父亲是一个犹太教拉比。1920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加入苏联红军，1930年调入格鲁乌，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华尔顿组织中国人和在沪外侨，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工作范围，情报网覆盖面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南洋，获得大量情报。华尔顿领导的情报站曾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华尔顿的安排下，曾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刘思慕成功打入国民党武昌行营，并担任上校专员。在此期间，刘思慕获得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再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实现第四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华尔顿被捕后，由于没有吐露一句供词，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报务员约瑟夫·魏因加尔坦得以将电台和文件转移，确保格鲁乌情报站完好地生存下去。1935年11月，华尔顿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后几经营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获得苏联大笔军援，于是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华尔顿于1937年12月被释放回国，格鲁乌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中止苏联情报工作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从此，这段传奇便锁进机关重重的档案馆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闻。
格别乌
据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图书《透过竹幕：克格勃在中国》披露，早在1924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承担起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任。莫斯科为格别乌制定的在华使命包括：“维护苏联与中国进步政党及其政权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格别乌已渗透到所有外国驻华机构中，收集情报。这些成果大多是通过格别乌安插在外国使馆中的地下工作者获得的，他们的公开身份多是通信员、警卫、园艺工人等，其中除了亲苏的中国人外，还包括白俄。这些人从使馆的垃圾篓里仔细寻找弄脏的废弃文件、校对稿、使用过的油墨蜡纸等。
1934年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简称ГУГВ），归属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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