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中国决策层对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看法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一开始认为是偶发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并因此而进行全面备战。这种变化产生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将边界东段的冲突向西段扩散，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其中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进攻中国边防部队，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同时苏联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不断进行战争威胁，并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恫吓。
苏联的行动在中国领导人中引起极度的警惕和紧张在情理之中。
其次，中国决策层对战争的判断与毛泽东1968年秋冬以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即认为世界形势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存在着发生世界战争的爆发世界革命的两种可能性。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否会爆发世界战争和什么时候会爆发世界战争，成了毛泽东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而且它们也都在准备扩大战争，因此""似乎要打仗了""，""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了。""此外他还认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22年的历史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4年后，也该有大战争了。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影响下，一旦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毛泽东便自然将其与侵华战争和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联系起来。不过毛泽东最初对中苏边界形势的判断应该说是就事论事的，否则中共中央也不会批准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以致于引火烧身。是苏联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战争的威胁，触动了毛泽东本已经崩得很紧的神经，致使他担心边界冲突会导致苏联大规模的入侵，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前奏。可以设想，如果毛泽东没有那种关于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先入为主的看法，他未必不会像周恩来、陈毅等人那样，对形势作出较为现实的估计。而真正的不幸在于，绝大数人认可了毛泽东的观点。
发狂的夜我注视着你在月中陨落过了过了你和我的宿命之缘开始了
（三）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
要解释本文开始提出的疑问，必须参考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中苏边界冲突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是否在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界冲突来为调整中美关系服务？
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尼克松竞选总统前及其当选前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美国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予以批判的同时，应全文转载。有论著暗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在大范围内传播尼克松就对华政策发出的信息。毛泽东还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表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后因美国向叛逃的中国驻荷兰外交人员提供政治庇护，中国于2月28日宣布取消会谈。至此中国在尼克松当选后的第一次试探便结束了。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毛泽东及中国政府作上述试探是否与某种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这时毛泽东是否已经有了全面改变中国外交格局的战略考虑，还是像已往一样，这次行动只是中国领导人缓和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望的又一次表现？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后一种结论更为合理。
从6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认为，中美关系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在全球战略层次上，美国要称霸世界，以及与苏联联合对付中国，遏制革命运动。第二是在地区层次上，当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是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1968年间中国领导人已经肯定，美国早晚要从越南撤军，毛泽东甚至估计美国最多再坚持4年。不过估计归估计，在没有清楚地了解美国的政策之前，毛泽东等仍然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从越南撤崐军或明确承诺撤军，要改善中美关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干涉一直被认为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极端的标志。第三是双边关系的层次，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只要美国不表示将改变自朝鲜战争以来的政策，中国领导人就很难根本改变对美国的政策。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直到1969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变化。如果考虑到中美长期对抗的历史，以及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敌意和怀疑，便可以想像，在毛泽东做了最初的试探后，美国不仅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反而在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继续做出对华强硬的姿态，这会在中国决策层造成多么严重的心理影响。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969年夏美国发出一连串改善关系的信息，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却一直不动声色，尽管他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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