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受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影响，毛泽东在当时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他甚至认为要不要搞三线建设，就如同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到农村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三线建设要抢在战争前面，即使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当年制订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规定，要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来制订三五计划。
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并不认为美国有向北越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因为美国没有做好军事准备，无长远打算。他们甚至希望北越保持谨慎，在此重要时刻不给美国扩大战争的借口。显然，中国领导人将美国对北越的海空攻击视为是一种军事压力，而不是蓄意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战争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美国在如此邻近中国的地方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根据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断定，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行动，至少也是促使中国领导人试图利用赫鲁晓夫下台的机会，争取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第二个重要观念即是“美苏勾结”.在50年代引起中苏两党论战的重要分歧之一，便是苏联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论中近代的历史、还是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都使中国领导人对大国之间的妥协抱着高度的警惕。历史留给中国领导人的教训之一便是，大国间的妥协总是以牺牲弱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当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时，苏联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必定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和断送各国革命的前途为代价。所以要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大谈""戴维营精神""，便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后，毛泽东便决定，拒绝在对美政策上与苏联协调行动。1963年7月25日，中苏在莫斯科举行高层领导人会谈时，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苏联企图与美英国家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表明苏联更重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两党高层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中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它想与美英一起""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
1964年夏季，北越领导人为了阻止美国扩大战争，曾表示有意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国领导人当时基于同样的考虑，赞成北越采取包括偿试和谈在内的谨慎措施。大约从1965年春起，中国开始对北越与美国谈判持反对态度。
造成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主要同美国的政策有关。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外交场合，反复谈论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如何对美国妥协并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国提出和谈建议是消灭越南革命力量的""阴谋""，那么苏联这时促使北越接受美国的和谈崐建议，就是要使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半途而废"".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批评言词激烈，但是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仍然认为苏联与美国是有根本区别的，即美国对外扩张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而苏联则起着一种""帮凶""的作用；美国是要独霸世界，苏联则是企图靠与美国勾结来共同统治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错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用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与美国妥协。这种基本看法使中国领导人即使是在边界问题上，总地说来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并没有断定那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概而言之，直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地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作为外交的首要任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另一方面，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对苏联主要还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包括处理边界纠纷，则是谨慎和有节制的。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
（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与中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有关论著揭示，早在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即指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警戒，作好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
中央军委还就处理边界事件的各种办法，做了相当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些地文章还指出，由于苏联在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挑衅日益严重，中国军队于1969年1月25日制订了在珍宝岛作战的方案，2月19日获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的批准。这些文章给印象是，该作战方案实际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批准。
进一步分析中国军事计划产生的背景是有意义的。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苏军日益频繁地挑起边界争端的反应。根据中国当时的报道，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即使缩小一些夸大，也是相当可观的。1966年以后，苏军加强了在乌苏里边界一带的行动，其采取的手段之恶劣，的确是令人发指的。叶利扎维金的回忆解释了苏军在边界地区采取行动的动机，即1966年间，苏联驻华使馆便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未来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1967年还进一步报告说，中国已经决定在一系列江心岛上将苏方挤走的方针，故应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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