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迪科特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在读了他们的书以后要求美国政府向公众开放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活动的档案资料。但美国政府对该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自由信息法案》也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政府确实是在试图掩盖什么。
海哲曼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通过从朝鲜和中国获得的资料以及从美国、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旁证，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决定在朝鲜战争中试验细菌武器。如果细菌武器有助于打破战争的僵局，试验的诱惑力就更大。但从中美两国得到的证据表明，试验并不成功。”
海哲曼教授说：“如果中国的指控是一个骗局的话，这些证据应该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军政领导层不会自己糊弄自己。希望我们的证据能够提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的可信度，从而让西方学者更多地援引报告有关内容作为证据，同时，也提高了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实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新证据”的蹊跷出笼
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的争论，在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公布了新的所谓出自苏联时期的证据后再掀波澜。
1998年1月，《产经新闻》刊登了内藤靖夫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只供阅读”的“文件”或摘录。“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证词。通过这些证词，文章试图证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是基于苏联驻朝鲜的顾问们和中国及朝鲜的医学专家们的伪造的证据，即这是三国共同策划的骗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纷纷援引这些所谓的新证据驳斥对美国的指控是“骗局”、“谎言”。
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
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
在他们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几章的内容来追溯美国从二战中开始的生物战项目的历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发表的关于此书的书评说：“两位教授的研究详细地展示了联邦政府、军事单位、医药行业和医疗研究机构如何长时间协作研制生物武器并准备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历史学家披露了美国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在二战中的细菌战项目整合进自己战后发展生物武器规划的。
两位教授描述了美国如何根据军方的提议，豁免了一批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将，以此换来他们在共享生物武器秘密技术方面的合作。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石井曾率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把盟军的战俘和中国老百姓用于令人恐惧的实验。
至于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美国和生物武器》与美国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所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生物战》两本书可以相互印证。《死亡工厂》中译本200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美国和生物武器：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尚未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艾迪科特教授说，由于美国有大量的核武器储备和通常意义上的尖端技术，因此，它是最有能力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国家。朝鲜战争的事实表明，美国为达到其自身目的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庇护战犯，使自己也成为国际战争罪犯。
而葛法蓝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告诫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们。他在声明中说：“我希望一门有如此高尚传统的科学不应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相信我充分地表达了全世界微生物学家的想法。那些为与疾病和人类的苦难斗争而做出奉献、有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不应该辱没对他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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