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图为会见结束时他应客人请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
久居北京的人们都知道，北京东郊有一个叫“西坝河”的地方。高耸的塔楼间，这条河总会映出几分清幽与恬静。然而，20多年以前，这里却被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称之为“反修前线”。不论今天人们怎样看待过去的历史，但这里的确发生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7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拍摄的一段发生在北京西坝河桥附近的影像资料讲述的是破获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间谍案的经过。这一间谍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中不难发现，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1982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演中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他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攻击之后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位从10年代至60年代曾经7次受命到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的中国领导者，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对抗的历程，他是中共高层领导中处理这方面事务的专家。他深深了解，这段历史在自己国家人民心中至今仍留有浓重的阴影。然而，中苏间最根本的障碍还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笔账。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当政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丝毫未改善中苏关系，反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威胁：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出动20余万兵力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实行了从北面、南面、西面的包围，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1982年4月，北京春意正浓。曾经为中美关系改善传递过消息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探中国的口风。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其他的表示我们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他们的边界屯兵问题。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苏联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在欢迎宴会上，齐奥塞斯库劝说
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夫的“建议”。邓小平说：他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行动。你见到他的时候还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民都不会赞成。
中美建交后，美国仍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严重背离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并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81年12月起，中美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了艰巨的谈判，最终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八一七公报》。这时的邓小平做出改变“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最后决策，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去莫斯科，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建议双方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进行磋商。
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后任中国驻波兰、俄罗斯大使的于洪亮回忆：
我是秘密去的。我去苏联主要是捎个口信。这个口信是我起草，小平同志亲自过目的。小平说：“苏联应该做点实事。”当时，影响中苏关系的三件事情，第一是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和在蒙古驻军；第二是苏联帮助越南入侵柬埔寨；第三是苏联侵略阿富汗。这三件事情，苏联解决一件也是可以的。办件实事，不要空谈改善两国关系。去了以后，他们认为来者不善。我们请客，请了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司长，还有一位翻译。我在宴会上把口信说了一遍。翻译一字一句地核对。完了以后，他们的司长很敏感，说勃列日涅夫在黑海休假。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在接见东欧的领导人。以后，苏联外交部请客，对我们的口信做了回答，除了同意恢复谈判之外，只字不提三个条件。他当时的中心意思是让我们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我们的回答是不要只讲空话，要做点实事。
经协商，双方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在1982年至1985年的3年间，中国充分利用了多次出席苏共领导人葬礼的机会，开展了一系列的葬礼上的外交，使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
1982年11月10日，长期统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抓住这个机会，做出了友好的表示，派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等高级官员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吊唁勃列日涅夫逝世，这使苏联使馆官员大吃一惊，也成为驻北京外交官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国际舆论评论说此举非同一般，它证明中国已不把苏联当做敌人了。中国这一外交行动立刻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
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双方采取了实际步骤改善中苏关系：苏联在1983年8月发表了《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声明》。同年，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与葛罗米柯在纽约会晤，决定于1987年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年事已高的契尔年科终于没能看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到来。1985年3月，他在莫斯科病逝。为了参加契尔年科的悼念活动，中国提高了派出人员的规格，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彭真亲自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彭真的亲自出马又一次引起西方外交界的极大关注，外电评论说，彭真是国际上威名远震的政治家，又是中国现职领导人，亲自吊唁说明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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