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处境不如朝方主动，是因为志愿军战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军的俘虏兵，政治上容易动摇，自愿遣返的只是战俘中的少数。而北朝鲜方面谈判时背着中苏两国隐瞒了数万战俘，其主要被俘人员又是部队胜利推进时被美军仁川登陆作战拦截于南方而被俘者，前韩国俘虏兵极少，因此不容易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大多数愿意回到北方。这两部分人员相加，北朝鲜实际上并不吃亏。这种情况明显地使北朝鲜方面不愿太过纠缠于战俘问题。特别是因为战争没有结束，联合国的空军仍可以对北朝鲜狂轰滥炸，这给了北朝鲜方面以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妥协，决定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以解决问题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他看不出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何况，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政治上也不可靠，所以他相信“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见”。他为此特别指示人民军的谈判代表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且辗转通过外务相朴宪永向毛泽东表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向。
当1952年7月13日，美国表示愿意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7万人增加到8.3万人之后，金日成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金日成直接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他明确讲，因为为几万名战俘，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7月11日到12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6000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的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8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8.3万人中，7.6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6400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战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同意：“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同意：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但谈判中态度必须强硬，仍应首先坚持全部遣返，要逼迫美方先做让步。
战俘问题的争论使板门店谈判在10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尽管联合国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且在11月17日通过了印度代表提出的，由四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特别遣返委员会，交战双方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的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仍未遣返的战俘则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来解决。对此，周恩来于11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他表示赞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周恩来同时还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断言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实际上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要求联大撤销该项决议，呼吁在苏联建议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板门店谈判。
事实上，战俘问题这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归还人数多少的问题。对于高度重视“道义”形象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它更多地已经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政治问题。为此，只要能够保持目前的相持局面，使美国不能再演仁川登陆的一幕，中共中央就决心长期打下去，直到美国人妥协为止。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因此，中国方面甚至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打算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了。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1953年2月22日，美国方面首先做出姿态，打算恢复谈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这一天发表声明，建议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有关规定，先行遣返病伤战俘。但由于不了解美方的真实态度，为了不让对方产生幻想，基于“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仍不认为有必要马上重开谈判。他告诉志愿军谈判代表说：“在观看发展后再行决定是否予以答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周后，即3月5日，始终支持中国方面采取强硬态度的斯大林突然逝世了。这使得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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