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7日，韦大卫从台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举世震惊。海峡两岸，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但都能化险为夷。有人说他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他是“传奇”。他说：“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等待七年的机会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两个朋友谈笑风生地走进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热闹。我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喝酒聊天，举杯痛饮。看着人影绰绰，想着明天我的那个“计划”，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我反而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平静，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过去就“玩”过去，“玩”不过去就“拉倒”了。
就这样我们像往常一样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我带着两个决定和我一起冒险的朋友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1月7日凌晨6点，天气预报说这一天有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机坪，那里停着一驾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纳飞机，美国经典机型。安全、操作性能无与伦比。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飞的能力。因为没有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只能选择从停机屏起飞。停机坪的距离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补补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飞条件比较恶劣。机场边上都是高射炮。根据我的技术、准备情况，我觉得自己可以操纵它，但是有没有绝对成功把握，我不敢说。
我叫警卫把飞机给我推出来，我说我要试机。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我启动飞机检查没有问题后，把警卫打发到值班室喝咖啡、看报纸，随即示意躲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上飞机。
我的钥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顺利地开着了，他们上来以后我一开，开不着了。我一看，拧弯了，于是安排两个朋友又隐蔽了起来。然后，我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机库工作室，敲敲打打这么弄弄。警卫一直在看报纸，并没有注意到我。
修好钥匙，我再次登上飞机，这一次顺利启动。当时飞机马上就发动起来，马达声音很响。警卫员一看我这两个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飞机，就冲出来大声问“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理他，两个朋友一上来，我就滑动飞机。警卫一看不对，马上掏出枪来向我的飞机射击。
我先踩着刹车加足马力，一松开刹车飞机就滑了出去。但是距离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飞机扭来扭去的，速度不够大。那个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到了停机坪尽头，我就一下子把飞机拉起来，虽然速度不够，但飞机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飞离了地面。
耳机里传来塔台通过无线电的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他们很紧张，后来又来个女的通过无线电跟我说：“你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回来会原谅你的。”我心想，你们都骗了我七年了，我为什么还听你们的。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为了出一口气
我们家乡父老讲，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里的那头豹子，从小性格特别顽劣，天不怕地不怕。我从小就有飞行梦。我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参加过抗战，有两个是空战中牺牲的，有一个从德国学习回来，在飞机表演时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学，参加了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因为我是带队的积极分子，比较活跃，后来被特务注意到了，准备抓我。我和几个同学听到风声连夜就跑了。
我们跑到广州，没有亲戚，没有熟人。广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治安情况很糟糕。国民党到处贴招生广告——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部队什么的都招。招生广告上讲成绩优秀的学员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我们没有地方去，以为到了台湾可以读书，有个立足之地，就报名参加了陆军骑兵学校考试。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稀里糊涂的对台湾不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想不到那么远。
1949年8月23日，我们到了黄埔港。当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的送人。指挥官指挥我们上了一个叫“惠民轮”的轮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两三千人吧。船开离黄埔港以后，船上水手都跟我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军官学校的学员，而是“卖猪崽”到台湾去，就是“抓壮丁”。据说这个招兵的人每招一个年轻人，国民党要发给他13块银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没有跟着上船。
听说了真相，周围的人也有哭的，也有骂的。我很气愤，觉得上当受骗了。我发誓要离开台湾，回祖国大陆去，要出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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