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又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给了王家桢。一周后，王家桢便电汇了5000元钱来，并附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需赴欧美继续医治，余担保负责。”蔡智堪接电后，马上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牧野看后也感到很高兴，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准备于次日夜间潜入皇宫，抄写《田中奏折》。
后来，蔡智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我携带着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补册工人，手执牧野交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七十二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了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又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的‘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约六七十张，每页的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一只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亲手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到了王家桢的手上。王家桢见后大喜，立即将此抄件送至张学良将军府上。回来后，他才顾上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张学良命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智堪则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了东京。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国民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国民政府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了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刊登了出来。《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
《田中奏折》被曝光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他们一方面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被免职，蔡智堪也因此而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获得自由，并返回台湾定居。
1932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的阴谋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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