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是《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的简称，也即日本政府准备侵华的计划书。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在此奏章中明确表示：“过去发生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区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国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共6706字，有5大章节和1个附件，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着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经曝光，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那么，这个奏折是怎样被公之于众的？本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过程。
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与《田中奏折》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在日本长州的一个士族家庭。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官职亦由陆军参谋逐步晋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他一直都在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可谓一个“中国通”。早在1913年，他就公开鼓吹侵华，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迅速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政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
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他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了外务大臣与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还任命了主张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
田中义一担任首相后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研究侵华政策。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和驻蒙特务机关的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词隐晦，其主要内容就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之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
1927年底，田中义一又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所制定的侵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上呈以后，田中义一即公开宣称：“中国内乱很可能会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因大日本帝国在满蒙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权益，故不论乱自何方，大日本帝国决予以适当之方式处理。”
田中义一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警觉，都预料日本将占领中国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一时间，各国情报人员云集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特增加了外事警察3000人，严密监视，邮局、海关亦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900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以武力吞并东北。其后，外电又有传田中密奏已被一俄国人从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获得，代价是30万日元。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立即秘密派员前往哈尔滨，拟出价50万现洋，从俄国人手中购买《田中奏折》。又传美国也愿出资20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但《田中奏折》还是被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中国义士获得。
蔡智堪夜入日本皇宫，密抄《田中奏折》
蔡智堪，原籍台湾省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同盟会。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曾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20年代，他应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军方的动向，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情报。他还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后。张学良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很快做出归顺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定。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田中奏折》。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接到汪家桢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的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