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州，历史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也是商旅往来的枢纽之路，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争战的焦点。“灵邑汉时界匈奴，唐时北临突厥，后又接近吐蕃，宋则陷入西夏，为戎马冲践之地”。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大唐帝国与雄踞西戎之地的吐蕃王朝进行了一场争夺灵州的世纪之战。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场灵州之争扼要叙述，剖析历史上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而探讨地理环境因素对我国中世纪史上民族关系的影响。不妥之处，祈识者正之。
一
公元七世纪初，历时三百年之久分裂割据，战乱纷争的中原地区，重新走上了大统一，建立了我国封建社会一代盛世的李唐王朝，与此同时，“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崛起了称雄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两大政权并驾齐驱，进行了大规模的拓疆扩张战争。大唐帝国“地连西域，万里相望”。而“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自汉魏以来，西戒之盛，未之有也”。形成了唐蕃两大政权并存对峙的格局。吐蕃与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兴起的少数民族或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的吐蕃王朝“北据吐谷浑，西征四镇”，拉开了唐蕃之争的帷幕，公元755年，唐朝发生的“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改变了唐蕃之间军事上势均力敌的抗衡格局，给吐蕃提供了大举东进的契机。倍受内乱折磨的唐王朝，仓廪空竭，国力穷蹙，元气大伤。西北边陲因大军内撤勤王而空虚；在外交上亦陷入孤家寡人的困境。而吐蕃正值三尚一论辅政的墀松德赞时期，政治、军事正处于强盛阶段；外交上北结回纥，南连南诏。公元762年，吐蕃联合党项、吐谷浑、回纥诸部，大举东进，唐朝河西、陇右丧失殆尽。公元763年10月，吐蕃大军一度洗劫长安。面对吐蕃势如破竹的攻势，唐王朝鉴于内乱之后“人之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所有征兵，不当贼百分之二”的劣势，采取了“诚和固守，不宜与战”的战略，抽调诸道名将镇守关内。灵州扼据关内道，“北控河套，南制庆凉”，是唐朝藩捍关中的西陲巨屏。亦如唐名将郭子仪所言：“朔方，北国之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里，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对于吐蕃来说，要固守河陇，欲据“丰有水草”的朔方之地，必须控制军事重镇灵州。公元763年9月，原归附唐朝的回纥将领仆固怀恩叛乱，直接成为唐蕃灵州之争的导因，揭开了唐蕃灵州之争的战幕。
唐王朝尽管平息了“安史之乱”，但是藩镇割据已成为她自身无法治疗的沉疴。公元763年，唐朝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顿军汾州，掠并汾诸县为己邑”。拥兵势众，引起了惊弓之鸟的唐代宗的警觉，“帝患之”，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和河中节度使，欲用武力解除仆氏兵权，适逢仆氏之子被部下所杀，其部下归附郭子仪，“怀恩惧，委其母走灵州”。仆氏亡走灵州，并非伧促之计，而是蓄谋已久，早在“安史之乱”未平之时，其僚属崔漪等人献策于他：“灵州兵食完富，若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仆氏正是怀着这种面南背北之心亡走灵州的。到灵州后，“啸聚亡命，其众复振”。以灵州为据点，“与吐蕃、回纥共肆狓猖”。公元764年8月、10月，仆氏联军以十万之众，连续进攻唐朝的泾、原等州，又直逼长安效甸，最终被唐朝击退。
第二年8月，“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取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刺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对唐朝进行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唐朝长安戒严，做了全面的战略部署。“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泾阳；马璘、郝玉屯便桥；骆奉仙、李伯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上自将六军屯苑中”。烽火燃烧月久，9月9日仆固怀恩在灵州遇疾而亡，后吐蕃与回纥“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联盟的破裂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郭子仪说回纥与唐朝结盟，在灵台、泾原大败吐蕃军队。10月份，仆氏部将仆固名臣率军归附唐朝，灵州光复。战乱后的灵州，“百姓凋弊，戎落未安。唐朝调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守灵州，加强军事防务。公元766年吐蕃大臣出访唐朝。第二年4月，双方在兴唐寺会盟。但到了金秋9月，吐蕃出其不意，派两路大军进攻灵州、邠州，10月份不克而退去。公元768年春，双方又在长安会盟，“和平”仅仅昙花一现，秋，吐蕃两路大军重围灵州、邠州，狼烟再起，到9月份，唐将李晟率五千精兵，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军需被断，吐蕃释围而去。
第二年9月，吐蕃吸取失败教训，大军“首尾四十里”，，步步为营攻打灵州，10月份不克而退，第二年春，吐蕃请求会盟，疲于战争的唐朝也随声附和。但公元772年8月，吐蕃五千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灵州，不克而退。第二年8月，又以六万骑兵攻打灵州，“践秋稼而去”，10月份再次发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灵、泾、邠诸州，均被唐朝击退。公元774年9月，唐朝为了扭转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解决灵州重镇的危机，采取了“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的主动进攻的战略，取得了较大胜利，“灵武、宁夏、河西获安”。吐蕃由于接连在军事上的失利，多次向唐请和，但唐代宗采取了“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的强硬无礼的对立政策，引起了吐蕃的强烈不满，战争迭起。公元778年2月、7月、8月、9月，吐蕃连续进攻唐朝的灵、盐、庆诸州。常年的战争，唐朝“边土荒废，军费不给”。
吐蕃亦屡战屡败。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继位的唐德宗重新执行了“诚和固守”的策略。采取了放还使臣的和好政策，得到了吐蕃的积极响应。公元778年双方在清水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双方划定了边界。这个盟约是在唐朝对河西陇右失地爱莫能为的情况下，为了安内而忍痛割爱的，公开认定了吐蕃的既得利益，是一个兵临城下之盟。亦如史书所讲：“此时‘中国’疲于兵，彼固有以窥唐唉，盟无益也”。盟约还规定：“……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蕃兵马处蕃守，汉有汉兵马处汉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这一弹性协议本身决定了和平不会太久。
公元784年冬，吐蕃出兵助唐平定朱沘叛乱，公元786年秋，以“未获赏”的借口，大举入侵，清水盟约化为泡影。吐蕃占领了盐、夏诸州，屯兵围困灵州。第二年，又上书请和，要“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并请求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到清水主盟。吐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计谋引起唐朝将领的警觉。李晟指出：“深入塞而求盟，此必诈也”。由是唐朝以“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为理拒绝了，派浑咸为盟使，并屯兵二万于清水，以备不测。吐蕃又把盟所改到原州土黎树，神策将军马有麟劝说唐德宗：“土黎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但急于求和的唐德宗听取张延赏“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之言，派崔汉衡前往会盟。果然不出所料，吐蕃数万精兵掠盟而去。唐朝由于夏、盐两州失陷，灵州被困，军事上处于困顿固守的被动之中。双方相持到6月，吐蕃占领的盐、夏诸州因“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也”，加之久围灵州不克，只好“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之后，吐蕃放还崔汉衡并多次上书请和，均遭唐朝拒绝，以后三十余年双方再没有会盟，灵州一带狼烟不断，烽火连年。在外交上，唐朝取得了北结回纥，南和南诏的优势，孤立了吐蕃，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公元792年9月，公元793年8月唐朝联合回纥共同击退了吐蕃对灵州大规模进攻。公元794年秋，吐蕃分兵两路，一路重围灵州，一路攻克盐州，盐州陷落，唐朝“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灵州，侵扰鄜坊”。为了收复盐州，解灵州之围，唐朝北结回纥，又“发兵三万五千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一举收复盐州，“由是灵、夏、河西获安”。到公元九世纪上叶后期，唐蕃两大政权都处于日薄西山之际，唐朝内部割据林立，不相统属，农民起义蜂起云涌，吐蕃王朝亦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奴隶反抗斗争如火如荼。双方都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对外战争，两大政权共同的境遇决定了她们最后一次会盟——长庆会盟（公元821年）。双方共同表示“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廊然消踪，追踪舅甥囊昔结授”。长庆会盟后，双方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灵州之争也伴随两大帝国的崩溃而宣告结束。
二、纵观唐蕃灵州之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灵州所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得天独厚。
俯瞰整个西北地区，高原相连，山脉横亘。唯独“三秦之腋，两河之唇”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自然条件独秀一隅。河套平原“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宜复城邑，事耕屯，灼灼明矣……”。宁夏平原“黄河中流，毡帷北列，河西以贺兰为隘，河东以长城为界”。“其民勇干，其资耕猎，渠通美利，土尽膏腴，兵食足矣”。“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因此“有丰年而无旱潦”，“有塞北江南之称”。同时，“宁夏当陕右西北之边，西据贺兰之雄，东临黄河之险，历代为西北重镇”。因此，在历史上，“地险固，地肥美，屹为要会”的朔方一带向来是西北游牧民族梦寐以求的秣马厉兵之地。历代中原王朝亦在此积极屯田构塞。早于周代，“城彼朔方，赫连南仲，玁狁于襄”；秦王朝西陲括地，倾吐西戎八国”，开拓“新秦”，“徙民充之”。在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括北逐匈奴，沿河“筑城以拒胡”，灵州城就是其中之一，汉王朝“暮兵徙者十万口，筑城构塞”；隋王朝亦“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城，……绵历七百里，以遇胡寇”。唐王朝利用“河朔之间，丰有水草”的优越自然条件，推行羁縻政治，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灵、庆、银、夏四州境内有“羁縻府州”——二十三府，七十九州。先后有突厥、铁勒、回纥、党项、吐谷浑等民族。唐王朝的羁縻统治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分而治之，以“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另一方面又令“诸道军城，例管夷落”。从而达到了“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的目的。唐蕃灵州之争中，这些列置在朔方之地的游牧部落，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外交上是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总之，不论从纵的追述，还是横的对比，都可看出，历代中原王朝深知河朔作为“关中之项背，一日无备，则胸腹四肢举不可保”，一但失去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是犹厚积薪于曲突，而割肉养虎以候其猛，张空拳以博之也”；“是委河套于敌，而自遗腹心忧”。这一点，是唐蕃灵州之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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