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47年，尽管恺撒在法萨卢战役中获胜，随后伟大的格奈乌斯·庞培(Cn.PompeiusMagnus)也遇刺身亡，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内战仍未结束。在北非和西班牙都有反对他的罗马军队集结。有传言说，阿非利加行省的军队将要跨海入侵意大利。而在罗马，恺撒的副手马尔库斯·安东尼只能靠着使用武力勉强维持着秩序。当时的人们显然还不相信恺撒注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在面临着这诸多危机的同时，恺撒那些宿营在坎帕尼亚的高卢老兵军团又发生了兵变。这支军队拒绝了恺撒的命令，不愿从意大利开往阿非利加行省去与那里集结的庞培党军队作战。他们反而向着罗马进军，要求得到拖延的军饷、曾许诺给他们的金钱、土地等战利品，还有他们要求退伍。
恺撒的胜利和他本人的生命都悬于这微妙的平衡。
此后发生的事情已成为恺撒传奇中的一部分。根据传说，恺撒以他那特有的无畏精神，独自一人出现在叛乱的部下面前，仅仅是不将这些士兵称为“同伴士兵们”而称之为“奎利泰斯”(quirites，公民们)就敉平了这次兵变。叛乱的士兵们乞求他的宽恕，甚至请求恺撒处死兵变的头目以洗清自己的罪行。在受到了适当的惩戒之后，这些士兵们追随着恺撒前往阿非利加(作战)直到赢得内战的最终胜利。这个故事存在于在众多的古代记录中，现代的历史学者们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说法。因此故事告诉我们说“恺撒唤起了兵变军队重新对自己效忠”。这些高卢老兵军团“碰上了自己的主子”。
但是我们有着很好的基础去质疑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的呢？现代历史学者们忽略了那些与传统的传奇故事相抵触并可以由此进一步质疑其真实性的历史因素。本文将通过对与此次兵变有关的军团的履历，即他们是何时在何地招募的，参加了何次战役，兵变结束后他们的经历等提出事件的一个另类情节。我们将证明，这次兵变的意义可能比历来所确信的要严重的多，其终结也不象现代史学家所声言的那么简单。我们还将进一步证明，兵变应被视作是叛乱军队的胜利：因为恺撒放弃了对兵变者的惩罚，向部下们让步妥协，还修改了入侵阿非利加的计划。假如恺撒真的曾称呼他的士兵为“奎利泰斯”，是否起到了作用，这都是可疑的。
史料来源的分析
围绕着BC47年的兵变，有关这一时期的3种同时代的史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恺撒自己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恺撒的写作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他笔下的恺撒是一个得到自己士兵绝对效忠的伟大的指挥官，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众所周知，他在某些情况下对事实做了歪曲。对我们而言，不幸的是，恺撒自己并未能记录BC47年的兵变，因为他自己写的《内战记》部分在BC48年的亚历山大里亚终结了。但是在恺撒所记载的篇章里，他的士兵也有过两次兵变，这给了我们一个洞悉他如何以其高超的文字能力将事情按他所愿意的情形讲述的例子。恺撒对BC58年维森奇奥(Vesontio，《高卢战记》中译本做维松几阿，今法国贝桑松，Besancon)兵变的记载中，通过省略或是集中关注故事的某些方面，他巧妙地处理了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出现，这都是为了将对此次兵变的谴责集中到某些胆小怯懦的军官头上。幸运的是，另有一种独立于此的记载流传下来(DioCassius)证明涉及此次兵变的军官们并不必为即将来临的战役而担忧，反而是担心恺撒所推进的高卢战役是违背罗马政治原则的。BC49年发生在普莱森奇亚(Placentia，谢德风先生译《罗马史》做普拉孙喜阿，今波河畔的皮亚琴查附近)的兵变则被恺撒从他的记载中完全抹去了。这段时期的记载从他离开马赛一下子跳到了他在罗马的出现。
恺撒的《内战记》中一个经常的主题就是庞培麾下的将军们领导效率的低下，据恺撒说，这导致了不满和庞培营阵中的兵变。相反的，恺撒经常宣称的是他对部下拥有绝对的控制以及他在士兵中所激发的忠诚。很有可能恺撒不把BC49年的兵变包括在记载中是唯恐这会破坏他精心构筑的幻象。因此我们对恺撒关于这种爆炸性主题的记叙必须要小心对待，但是其他的细节，比如军团的番号，行踪、服役时间和作战经验等一般都是可信的。最重要的是，恺撒在记叙中并没有掩饰他军队中的那些最终导致了BC47年兵变的问题：他记录了一系列漫长而又艰苦的作战，伤亡率很高，严重的缺乏粮秣和金钱的补给等等。他的《高卢战记》对此后记录BC47年兵变的所有史学家都有所影响。恺撒所记述的他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的优秀素质、他在部下中所激发的忠诚和他处理困难局面的能力，都会影响到后来的史家对兵变事件的感受。
另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即《阿非利加战记》的佚名作者，却提供了有关BC47年兵变的某些信息。这位作者在恺撒的非洲部队中服役，可能是一位军官，，以前还有可能是这支军队离开意大利前夕兵变的目击者。似乎他不清楚恺撒有意想掩饰这类事情，因此他的记载就有了特别的价值(见《内战记》中译本，阿非利加战记篇，第19/28/54节)。尽管他主要注意的是阿非利加的战事，他也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关于此次兵变的讯息片断，这都是别处没有的。比如，他提到第五军团参与了兵变，还有某些兵变头目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恺撒的军队在兵变以后的情况，对判断此次起事的最后成果极为重要。
关于这次事件，我们的第三个同时代的信息来源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赛罗，他所提供的是一种未受到恺撒最终胜利影响的关于内战的看法。BC47年他(在小伽图的帮助下逃出庞培营阵后)一直呆在意大利(的布隆迪西乌姆，等待恺撒对他的最终裁决)，他与阿提库斯之间的通信就成了一份这段时间里精确的按时排序的大事提纲。西赛罗提供了一些别处找不到的关于兵变过程的重要信息，比如第十二军团也卷入了兵变，以及恺撒从东方派回意大利军中的使节姓名身份等。实际上，西赛罗的信中很少谈及此次兵变的进展、细节，对它漠不关心，不过不必惊奇，因为这段时间里他要烦心的事多着呢。用西赛罗自己的话来说，他受到“公事和私人方面的敌手”沉重的“压力”，被“悲愁”和难以计数的“哀伤”紧紧抓住了。他最为担忧的当然是他自己的前程。BC48年的法萨卢战役后，西赛罗就离开了庞培的阵营，当时他很害怕庞培党人的阿非利加军团实力不断增长会使他们最终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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