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八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黄埔斗争
一九二四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遂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是过从较多的。
不久，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在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
中共方面，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二五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使其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解围。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中山舰事件”（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
就在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大意如此，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的讨论的）。
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
一九四○年九月，我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政治部这个机构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在第三厅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文化人。我一向对左派文化人采取同情和维护的态度。
一九四○年在我接任政治部部长之后，当时就有人主张把郭沫若这一派排挤出去，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建议的人，并且主张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朋友。当时我还曾和郭沫若先生说了一句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这虽是笑话，但也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意。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还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给他们解释安慰，并还约定和郭沫若两周谈话一次。谈话是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大家都觉得满意。
以后据某方报告，说他们“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认为“会内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其事实是：“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德苏战争发生前，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抨击英美；向《新华日报》投稿；翻译苏联及美国左倾刊物之理论文字；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等等。我觉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左倾文化人的“租界”所在，一切听之罢了。
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为此我曾招待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我的话是从爱护的心理出发的，但是不久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对我的谈话大加嘲讽，中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语。我看了感到难以索解，所以当时写信质问他：“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后来他客气地复我一信，加以解释，我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不过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渐渐疏远了。今天想起来，为这件小事而疏远朋友，是一件遗憾的事。
这个委员会内包括了不少知名之士，如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都是委员。后由于我和郭沫若关系的逐渐疏远，使反对者更有隙可乘，最后由于某种压力和影响，我是感觉到这个机构在我的精神上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到抗日战争末期——记不清在一九四四年吧？——就把它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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