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奸刘兴祚手里。大汉奸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干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奸的手中，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奸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奸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奸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奸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奸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奸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汉奸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奸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奸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六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文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奸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奸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文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奸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以重用汉奸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奸行为而被怀疑。
9）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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