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这段历史是指1943年冬至19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此话问得好！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为什么？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痛恨无能的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老百姓为生存，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免饿死甘当亡国奴？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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