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一向是把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的动机描绘得十分高尚，在我所收藏的《日清战争实记》中，能看到大量的这方面的官方文告，而更多的战地文学作品更表明这一“正义”战争得到了日本朝野各界的狂热支持，不是什么“一小撮”的军国主义者如何如何，更不是“日本的广大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1894年战事从朝鲜和黄海打响后，日军几乎是势如破竹，未数月，战火便延烧过鸭绿江。帝国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第一军突破中国军队江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来了。一则日军的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我发现，这也是《日清战争实记》中少数一些在中文网络上有过传播的文献。

　　好，我们先看看这篇日本军队起草的解放宣言，请注意我用黑体标注的部分：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不幸的是，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日后的号称驱除白种人、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与此一脉相传）的政策工具，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件其实并非秘密，之前也和南方的革命党人有过交易（近来有很多学者考据认为孙中山的确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多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当然，这是北洋史和民国史的话题（近年来两岸的顾忌都少了，有不少资料解冻公开，有兴趣者可以参考，必有长歌当哭之感），不在我的收藏范围，就不多议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