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

　　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战线，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宝鸡。7月份宝鸡被克，他又逃往汉中，以秦岭和大巴山为屏障，和解放军对峙。手中只剩下三个兵团，苦苦支撑，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来自己的亲信幕僚、高级参谋朱亚英面商对策。

　　我的父亲朱亚英原系西北军出身，因为年轻英俊，富有才华而被冯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中国仅有三人在此校毕业：即他的师兄著名军事学家、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他的师弟蒋纬国和朱亚英本人)，回国后他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任少将高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参谋长等职。他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将校班)毕业后，又被胡宗南看中，调到所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和副官处处长。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广罗人材，备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便将来成就其在军界的一统大业。父亲虽然才华出众，多谋善断，但因系西北军出身，不是蒋、胡的黄埔系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军权和实权，只能作为亲信幕僚使用。但胡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是礼贤下士，待若上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市长用一辆，另一辆就给我父亲用；当时我母亲因肾结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国人送给他的一箱新药盘尼西林(即刚刚临床使用的青霉素)转赠给父亲……这种手法有效地笼络了不少人才。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树倒猢狲散，每个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后路。我父亲通过自己的同乡、小学同学郭秉毅(周恩来派往四川军阀刘湘处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党员)，早已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起义，并把妻儿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见，我父亲猜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则是自己的投诚起义行动有所暴露。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使我父亲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来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亲虽然不知道这位长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优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图报，在此艰难困顿之际，当然要为胡先生尽心谋划。胡宗南直言对我父亲说，现共党大军压境，其锋锐利，士气正盛，敌我对比，形势极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顾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诉我父亲，前几天彭德怀释放了张新旅长，让他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胡宗南起义投诚，共方保证以礼相待。

　　胡宗南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胡表示蒋待自己可谓恩重如山，所以忘恩负义背叛校长的事他做不来。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难鸣，也难有作为。胡其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父亲见胡宗南确如热锅上的蚂蚁，是真心实意要听取他的意见，就壮着胆子为胡宗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大意如下：军事形势，不言自明，固守汉中历来乃兵家大忌。它虽扼守陕南和西北及西南腹地，然而地势平坦低下，进不可攻，退不可守；而共军挟胜利之师，其势正旺，锐不可挡。当初胡先生率几十万大军，进攻陕北，尚且屡遭败绩，损失惨重，自忖以今日之师，能否据守汉中？从政治形势看，蒋先生在徐蚌会战之后，始终难以扭转被动局面，现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撑。蒋先生自己退居台湾，却要先生力撑残局，固守这半壁江山，实非人力所及……胡宗南表示，形势的确如此，但他仍然觉得不能背叛校长。父亲回忆胡曾亲口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据父亲的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不走起义这一步，而是他觉得背叛校长的事情他无法做。

　　我父亲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言，说张新带书，乃千载难逢之机。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机。我父亲为胡宗南分析说，台湾现由陈诚主事，胡如战败，残兵败将即使退到台湾，又有何颜面去见蒋先生？且胡的处境一定不会好。父亲建议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怀将军建议，起义投诚！以目前手中尚有三个兵团，兵不血刃，献上汉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灵涂炭。父亲对胡宗南说，这样共党必将厚待先生，今后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泽故旧，也都绝处逢生，此乃一举数得之策。胡宗南犹豫再三，在室内踯躅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并委托我父亲全权办理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因为我父亲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产党高层包括毛泽东都有过接触。胡宗南嘱咐父亲此事极端机密，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口风。父亲见此，极为喜悦，立即设想如何与郭秉毅联系，汇报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蒋介石的密电：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临行前对父亲叮嘱说商谈之事等他回来再议。

　　二日后，胡宗南返回汉中。一下飞机，立即下令逮捕张新，交军统监禁。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虽然他明知此举将毁掉他的几十万大军，但仍然决心“士为知己者死”，绝不能对不起蒋校长。

　　我父亲见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遂借口公务，出差武汉，在机场却转乘了飞机去成都。后来参加了裴昌会部的起义，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汉中后，逃往成都，转三亚，最后来到西昌。

　　蒋介石见胡宗南全军覆没，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与西昌共存亡。

　　胡手下有三个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在成都起义；他的得力干将李文的第五兵团在冲向雅安的过程中，在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下，不得不向解放军投诚，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直陈蒋介石：“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才默许派机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飞机逃往台湾，把剩下的六万人马丢给了解放军。

　　胡宗南飞到台湾桃园机场，根本无人理睬。只好灰溜溜地躲进他在花莲海滨的寓所，终日在家以练毛笔字，看书报消度时日。后来又遭监察院弹劾，还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了了之。晚景凄凉惨淡，在郁郁寡欢之中，于1962年死去，时年66岁。

　　胡宗南一生效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军的重压之下，也曾萌发过起义的念头。只是由于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嗅觉灵敏，从张新被释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蒋介石的及时召见下，才阻止了这场未遂的“起义”。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亲两个人的心中，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底。

　　我的父亲朱亚英虽然起义了，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后因在劳改中翻译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著作立功，减刑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被释放，在邢台唐庄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他在晚年，对我叙说了这段往事，每每顿足抱怨：“竖子不可与谋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毁了我的后半生。”

　　我的父亲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这段往事，引以为终生憾事。我想：如果当年胡宗南听取了他的建言，也许他们两个人的晚景都不会如此凄惨。

　　张新的命运要好一些，他被军统监禁时，在一次混乱中逃脱，投向人民。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浦江县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