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作为一个多年对外扩张的国家，日本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所以在战后理应负责赔偿由它造成的全部损失。这一点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为所有对日作战的国家所确定。然而，在战后日本战争赔偿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众多曲折和变化，以至赔偿最终失去了应有的本来面目。　
　　　
　　战后初期的赔偿设想　
　　　
　　战后初期，各主要盟国间虽然出现分歧，但尚未达到公开对立的程度，还能本着彻底肃清战争势力的立场，制定各自的政策。这种比较协调的态度也反映在日本的赔偿问题上。　

　　当时，美国国内对制造珍珠港事件的日本依然仇视，要求彻底清算日本的呼声非常强烈。美国政府也把国民党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亚洲盟友，采取了“扶中抑日”的战略。因此，彻底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最大限度地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就成为美国早期对日政策的核心。在战后不久制订的两个基本文件《对日暂定政策》和《暂定基本指令》中，都明确规定了这样的内容。　

　　为了达到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实现日本非军国主义化的最高目标，美国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清算和改革，其中剥夺日本战争能力的问题受到格外重视。出于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美国不仅要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而且要“禁止以军队或军事设施的配套、装备或使用为目的的一切生产”，“拆除其价值主要在于准备战争的产业”，以及“限制重工业的规模及性质”等等。简言之，美国打算通过以上广泛的措施，完全剥夺日本发动战争的物质手段。赔偿正是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提出来的，并赋予它除弥补战争损失之外的削弱日本战争潜力的重大意义。1945年11月，美国派遣以爱德温·波利为首的赔偿调查团去日本，年底提出的报告把“不可能重建军事力量”作为制订赔偿计划的出发点。就连报告建议采取的支付方式也体现了彻底摧毁日本战争基础的用意。报告列举并分析了各种赔偿方式的利弊，认为：用提供劳动力方式实现赔偿，许多国家并不欢迎，反而有利于日本解决因海外人员遣返而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不能考虑用生产品赔偿，否则会在支付结束后给日本留下大量的生产设备，等于加强了日本的工业力量，所以不能实施；以日本企业的股票和公司债务进行金融性质的赔偿，也因可能促进日本产业的发展而被排除。报告最后推荐了拆除机械设备、没收商船和接收日本海外资产三种方式，指出这不仅给赔偿提供了财源，而且是从根本上削弱日本的最佳选择，还具有提高邻近国家的工业水平，加强对抗日本能力的战略意义。波利调查团的建议内容实际就是美国最初的赔偿蓝图。　

　　这一赔偿政策把剥夺日本的战争能力放在首要地位，充分考虑了对各受害国最有利的赔偿方式，因此，符合对日作战国家的愿望和波茨坦会议的有关精神，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但是，随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赔偿开始脱离既定轨道。　
　　　
　　赔偿的最初变化　
　　　
　　包括赔偿在内的战争善后工作刚刚展开不久，各主要盟国对战后世界的不同立场就开始显现，各自政策的着眼点也开始转向战后的斗争方面。于是，赔偿这个原本属于战争善后环节的问题，也被纳入新的冷战范围。　

　　1947年3月，以杜鲁门的演说为标志，东西方冷战正式爆发。美国开始把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全球战略的基石，对日政策也随之发生改变。1947年以前，美国对国民党中国抱有很大希望，此后，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不断失败，美国倚重国民党政府的“扶中抑日”战略开始动摇。国务卿马歇尔就此指出：“不能为了替现在的中国政府一再失败擦屁股而投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以至于削弱我们在军事上、经济上具有充分可能来适当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地区的力量。”在亚洲，马歇尔所说的“重要地区”正是日本。从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之日起，美国就考虑把日本作为在亚洲的新的合作者。与此相适应，美国认为早先确定的全面削弱日本的政策已经过时，并开始关注日本的复兴问题。然而，促进日本经济复兴的新方针与既定的赔偿计划明显对立，为此，美国政府着手重新研究赔偿问题。　

　　1947年2月，美国国防部派出斯特赖克调查团赴日，就修订赔偿方案进行预备性调查。该团在报告中建议，“废除现在的关于拆除设备的赔偿计划，而应制定一个以直接军需产业为对象的新的赔偿计划”。这个建议大大缩小了原有赔偿计划的范围，仅把直接军需产业当作赔偿对象。如果说，这种变化还是一种尝试，那么接下来美国在赔偿问题上的倒退就越来越快。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公开在演说中承认对日政策的变化，指出：当初美国制定对日政策的第一目的是清除日本侵略的可能性，现在对日政策的决定性目的是把日本“培养成为非常强大而有稳定经济的民主国家，以便能够支持自己的国家，同时作为一种抑制力量，有助于对抗今后可能发生在远东的极权势力的战争威胁”。以此为转折点，美国的对日政策趋于全面反动。　

　　1948年3月，美国发表了斯特赖克调查团的报告，将估算的赔偿总额急剧削减到16.47亿日元（1939年价格）。同年5月，美国又发表了约翰·斯顿调查团的报告，建议日本私有的军需产业设施均不列为赔偿对象，而国有军需产业中有助于经济复兴的部分也应留下。此外，该报告方案还主张进一步削减赔偿总额，又使赔偿数降至6.62亿日元。　

　　从形式上看，美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宽赔偿要求的步骤，骨子里却企图完全解除日本的赔偿负担。但是，由于大多数参战国家强烈坚持赔偿要求，美国还不敢公开取消赔偿。为此，美国又用迂回手段来阻挠赔偿的进行。1949年5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科伊受权声明：“美国今后没有为从日本索取赔偿而采取单方面措施的意向。”表面看，美国似乎仅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并没有限制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但美国实际上垄断了对日管制的大权，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绕开美国采取措施，因此，美国的行动便造成赔偿在事实上的中断。由于美国的作梗，整个占领时期（1945至1952年）的赔偿实际仅支付了1.65亿日元。　

　　1947年至1949年期间，赔偿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初期赔偿中的非军国主义化的色彩完全消失。美国从最初的积极推动者变为最大的阻力。赔偿已经脱离了反法西斯战争善后工作的范围，变成了美国新的亚洲冷战政策的一环。　
　　　
　　赔偿的终极蜕变　
　　　
　　虽然美国事实上造成了赔偿的中断，但也意识到赔偿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最终还是要予以面对，特别是在美国急于实现对日媾和之时就更是如此。　

　　1949年以后，亚洲局势剧烈变动，美国遇到了新的重大挑战。新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战略定向，不仅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而且成为亚洲革命力量的大后方。在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于美国。在东南亚，菲律宾共产党于1950年3月成立了人民解放军；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当局迫于游击战的蔓延也宣布了“非常状态”；至于印度支那，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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