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

　　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

　　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那么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

　　“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

　　实际呢？

　　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当然！”

　　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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