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军用轮式车辆仍属后勤运输车辆的范围，就连大名鼎鼎的《简氏防务》，也往往把轮式车辆列入《简氏军用后勤运输车辆》，事实上，随着作战模式的不断变革和演进，轮式车辆已日益成为与各种地面作战武器紧密结合、用途广泛、结构复杂的军事装备，而我国军用轮式车辆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背景
基于建国之初我国机械工业力量薄弱，特别是第一代军用车辆研发过程正值“文革”期间，正常的工作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所以，尽管在相关各方面的大力协作下，我国第一代军用车辆研发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车辆的技术性能、质量指标、越野载重吨位和牵引重量还不能完全适应军队武器装备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1963年5月中央军委《军用轮式车辆系列化方案》中规划的7吨级重型越野汽车为例，按照后来中央军委的部署，一机部汽车局在这个项目上决定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发展。一方面靠自力更生，由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在多年生产民用重型汽车的基础上自行研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时相对有利的国际局势，从法国引进贝利埃GBU-15系列重型军用汽车技术在川汽进行生产。然而两方面的进展都非常缓慢，过高的技术指标使自行研制的工作一再受挫，济南汽车制造总厂从1967年到1977年走过了从JN-250到JN-251项目的失败，再到应急改装JN-253，最后经过长达10年的艰辛研制，JN-252(俗称“黄河252”)才修成正果正式装备部队。而技术引进之路就更加曲折了，在我们刚刚捱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4年底，国家在极端困难的财政局面下拿出850万美元从法国引进的贝利埃GBU-15系列重型军用汽车技术，在随后开始的政治运动中，因为一些人为因素几乎消耗殆尽，从1968年到1978年根据引进技术研制的CQ-261(俗称“红岩261”)只生产了322辆，个中遗憾令人不胜嘘唏。
1975年底，总后勤部会同各军兵种车管部门和科研单位，经过调查研究、系统论证，拟定了《第二代军用汽车系列型谱》，确定军用车辆采用0．5吨、1吨、3．5吨、7吨和12吨5个级别的基型车。主管部门在总结第一代军用汽车发展经验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往重型军用汽车的发展上，简单的靠自力更生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过于高昂，特别是我们错过的10年恰恰是世界汽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10年。而此时的国际局势也于我有利，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可挑选的余地较大。加之“文革”结束后，国内改革开放的局面形成，从国外再次引进重型军用汽车的政治背景、思想预期、经济条件均已成熟。
奔驰受挫
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利用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解冻，从联邦德国引进了一大批奔驰越野卡车，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相当数量的奔驰军用越野汽车装备我军各兵种。数年后，性能优异的奔驰汽车在东方客户那里赢得了广泛的信任。
1978年初，中央批准了从国外引进重型汽车技术改造中国汽车工业的计划，新时期的中国人表现出对先进技术和高效生产力超乎寻常的热切之情。4月，以一机部汽车局为骨干、各汽车企业为辅的中国汽车工业考考察团在一机部副部长杨铿的带领下，前往汽车工业的鼻祖——联邦德国进行考察。联邦德国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二战结束时其整个机械工业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在冷战最前沿的德国人硬是在战争结束后的短短10年内，创造了全国年产汽车100万辆的惊人业绩。20世纪7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而这时我国的全国汽车年生产总量刚刚越过10万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考察组先后考察了联邦德国汽车工业的四大典范：奔驰、MAN、大众和道依茨，并深入到这四家公司的所属一厂、技术研发中心、试车场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也为日后组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打下了基础。
回国后，考察组成员立即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总结。1978年6月中旬，一机部汽车局根据这次考察的成果，并会同国内有关部门向中央提交了数份工作报告，这其中包括引进大众公司小型汽车、引进道依茨风冷发动机的建议等。其中《关于联邦德国奔驰重型汽车和建设重型汽车厂的报告》在6月28日被呈送到李先念副主席、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副总理面前。在这份报告中，一机部提出引进奔驰公司生产的NG-80系列，载重9吨、11．5吨、14吨、16吨、21吨5个级别的17个基本车型。这份报告中总的设想是，以购买重型汽车生产所需关键设备、制造技术、测试手段等作为主要途径建设重型汽车厂。经初步估算，这个项目全部投资大约需要10亿美元的外汇，另需25亿元人民币的国内投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份报告给予了充分重视，7月1日，李先念副主席对这份报告做出了重要批示：1、(这个项目引进的车型)能否满足军用需要，应与中央军委研究一下；2、(新建重汽)厂址放在湖南好，我们必须考虑到战争问题，请斟酌。
联邦德国奔驰NG-80系列卡车，是奔驰汽车公司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发的重型汽车，是历经十年时间，花费了数十亿马克的研制费用，在70年代末期才投放市场的最新车型。该系列卡车具有十分先进的技术水准，以其整车底盘车架为例，其不等宽、变截面、边梁式鱼肚型结构车架，是奔驰独有的车架技术，采用有限元优化结构设计手段，在减轻重量、缩小体积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车架的抗弯强度、扭转弹性和承受非对称循环交变冲击载荷的能力，使奔驰卡车在恶劣环境下的工作和生存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尤其是在战时条件下的后勤运输保障方面更加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其对加工工艺要求极高，相对于当时国内重型汽车所采用的槽型、Z型车架而言，它需要专用的冲压设备，而且这些设备需要全部从国外进口，花费较大。这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来说，有些勉为其难。也为日后这一项目的搁浅埋下了伏笔。
在国内有关部门之间展开引进奔驰重犁汽车相关工作的同时。1979年3月15日，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带队，开始了“文革”后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二次“西天取经”之路。考察组先后考察了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英国重型汽车工业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应该说，这次考察让我们打开了眼界，同时考察组也向更多的国外汽车公司发出邀请，希望其能到我国进行产品演示，参与我国的重型汽车发展。6月13日，饶彬同志向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余秋里副总理做出了4点指示：
1．中央赞成搞重型汽车(项目)；
2．(考虑到国内资金不足问题)可向国外借钱；
3．(相关部门立即)搞合资项目的可能性研究；
4．(应充分考虑利用老企业进行重型汽车项目建设)明确不在湖南建(新)厂。
而此时和奔驰公司的谈判也陷入了僵局，奔驰公司对技术转让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中方先购买相当大数量的产品，才考虑对中方进行技术转让。这对于刚刚走过了“文革”十年的中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同意的。这时，重庆256工厂拿起了我国建国初期工业发展最擅长的模式——反向测绘仿制，这就是后来的铁马汽车(原型为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口的奔驰2026A)。
斯太尔后来居上
对于奥地利这个国家，或许更多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但是对于中国的重型汽车工业来讲，“斯太尔”这个名字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79年7月初，在得知中国正在寻求引进重型汽车技术之后，奥地利斯太尔－戴姆勒－普赫股份公司卡车分公司在中国举办了一场车辆性能演示和技术交流会。7月8日，该公司向我国主管部门——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递交了关于两国在重型汽车技术上进行合作的建议书。9月20日，一机部复函奥地利斯太尔公司，确认斯太尔提供的91系列重型卡车符合我国重型汽车技术引进的项目总体要求，欢迎其参加中方的引进选型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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