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为了“往美国人的裤子里塞一只刺猬”，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这次被命名为“阿纳德尔”的行动，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将一支军队，大量的武器弹药、空军装备、装甲设备，当然还包括导弹，从一个半球运往另一个半球。伊万·西多罗夫，作为苏联导弹团团长，亲历了这一惊心动魄的旅程。
45年前，即1962年秋，因苏联中程弹道导弹入驻古巴，导致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为将苏联导弹运送并部署到“自由岛”古巴，苏军实施了代号为“阿纳德尔”的行动计划。作为回应，美国向加勒比海和古巴沿岸派遣了183艘军舰，并且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驻欧洲美军、美国第六和第七舰队也进入战备状态，美国战略航空兵也升空巡逻。
苏军也不甘示弱，各部队全面提高了战备等级，战略导弹部队进入发射阵地待命。跟随苏联和美国的步伐，华约和北约的军队都加强了战备。对阵双方都已做好了准备，打算随时开打一场核战争，并拼上各自的全部核战力。美国当时拥有5000件核武器，而苏联为300件。
世界已处于核战争的危险边缘。1962年10月28日，在联合国和古巴政府的参与下，苏联和美国经磋商达成协议，才使这场危机化险为夷。按照协议，苏联被强制从古巴撤走导弹，而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核武器。此外，美国保证不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
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中史无前例的“阿纳德尔”行动，作为第一个登上古巴领土的苏联导弹团长，伊万·西多罗夫近日回忆了那段难忘的往事。
1962年末，我结束例行的休假后，返回了斯摩棱斯克驻地。刚刚走到宿舍门口，就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是斯摩棱斯克导弹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Н.В.帕韦利耶夫中将打来的。他向我透露，上面有可能调我去担任导弹团团长，前去执行政府下达的一项特殊任务。他问我，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多想，就很干脆地回答说：“如果军事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第二天，上边专门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好让我及时赶到战略火箭军军事委员会。战略火箭军第一副司令В.Ф.托卢布科将军主持会议，并在会上问我：“你来莫斯科之前与谁谈过话？您对提出的建议怎么看？”我的回答与上次一样。过后，军事委员会的人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要带老婆一起出征。他们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并让我在二十四小时内接手导弹团。我老婆安娜后来在部队做炊事工作，团里与她同去的还有八名女性。
军事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上级领我去看地图，并告诉我本团及附属维护站的海上调动计划。首先，全团人员和装备必须通过铁路，从波罗的海沿岸运达塞瓦斯托波尔，然后在那里装上远洋货轮。人员及物资到目的港卸船之后，全团要立刻进入指定阵地，完全进入战备状态。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但直觉告诉我：古巴在等待着我们。
为了将集团军出征的导弹部队调运到港口，我们总共动用了19列火车。到达黑海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后，武器装备装满了整整5艘远洋货轮，外加一艘远洋客轮。
在启用的轮船中，有一艘远洋货轮叫“鄂木斯克”号。在两昼夜的时间里，我们团往这艘货轮装载了2200吨物资，166台技术装备，6枚作战用弹道导弹。在这艘货轮的甲板上，放满了压路机、推土机、起重机和卡车。对外的说法是，我们给古巴送去的是农业机械，而军人则装扮成农艺师或农业栽培专家。1962年8月4日，我团的250名官兵乘坐“鄂木斯克”号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港，驶往距离海岸5海里处待命。这时人员全部改换了便服，住进舰桥前甲板上备有双层木板铺位的临时客舱。
1962年8月5日凌晨5点，我们的船正式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船长手里握有两个文件包，其中一个上面写着：“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后开启”。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导弹兵必须与船长一起打开文件。从前往直布罗陀的航线可知，我先前的判断是正确的：途经直布罗陀海峡后，我们将进入大西洋，而且航线肯定是驶向西半球，那里惟一与我们关系友好的国家是古巴。
在途经别国港口，或是与其他船只相遇时，大家都要提前离开甲板，回到甲板上的临时客舱内躲避。因为这条航线十分繁忙，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只能躲进舱内。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临时客舱内的温度有时竟然高达摄氏55度，但船舱的顶篷只有在夜间才敢打开通风。
8月5日晚上，“鄂木斯克”号驶近土耳其海岸，在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前，船上上来一名土耳其领航员。而在这个时候，战士们则躲在临时客舱内，静静地阅读《静静的顿河》。当伊斯坦布尔的灯火隐退在黑暗中后，官兵们赶忙打开临时客舱的门窗，让一股股热腾腾的气浪从中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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