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总编导江宁不能忘记的是对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的采访。“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
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郑义斋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据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女性的逃亡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这让江宁无比痛心。
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生存，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革命嘛”。
妇女独立团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
终于逃脱魔窟，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步青干女儿、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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