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邓小平的信中说：“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广泛知晓。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和一直在关注这些变化的朱玉不同，应启明想拍“西路军”的想法一直推迟到2005年才有机会实现。2005年冬天，为准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已经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的应启明在台里的会议上，提出了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纪录片的想法。去年冬天，应启明把这个专题纪录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台里的高级编导江宁。
就这样，55岁的江宁和摄制组匆匆忙忙赶到了河西走廊，开着车沿着当年西路军的行进路线拍摄采访，在一个个战场、遗址边寻找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
在朱玉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麻琨的帮助下，他们寻找散落在甘肃、陕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采访到了50个老红军，另外40多个人是他们的亲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
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路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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