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年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谈到西路军。
“父亲心头非常怀念当时在一块儿英勇奋战，特别是牺牲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接受《西征的红军》摄制组采访时，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说。
“爸爸临终时曾跟我讲，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跟西路军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首播，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故事。
10年心系“西路军”
“不能因为失败就淹没了一段历史，不能因为失败就否认了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作为中国红军的一部分，西路军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西征的红军》的学术顾问、国防大学教授朱玉说。
在《西征的红军》策划人应启明看来，不管有什么遗憾，《西征的红军》能够拍出来，在电视上公开播出，就是成功。早在10年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拍摄纪录片《长征——世纪丰碑》时，他就想拍一部关于西路军的专题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心愿未能实现。
“当年我们积累了大量西路军的材料，后来作为历史资料，在库房里尘封起来。”应启明回忆道。作为《长征———世纪丰碑》的总编导，他只能在集中反映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英勇事迹的同时，把一些四方面军的将士采访内容糅到里面。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根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
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基本的调子都与此相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忆说，“1980年春，奉组织之命，我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同样，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加上陈云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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