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唐太宗重视军队建设，军人地位高，部队士气高昂，求战心强。唐太宗经常和禁军士兵一起练习骑射，关心士兵生活。唐太宗亲征高丽时，亲自慰问生病的士兵，亲自祭奠在阵亡的将士，亲自为阿史那思摩的箭伤吮血，亲自为李道宗的脚伤针灸。在皇帝如此关照的情况吓，唐军士气高昂自不待说。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朝出征高丽时，百姓纷纷逃避军役。而在唐太宗出征高丽时，百姓却纷纷主动报名当志愿兵，以图建功立业。在高丽攻城略地时，唐军士卒也摩拳擦掌，没有怯阵。
第四，唐太宗的主要对手——突厥，内讧太厉害了。突厥很强大，但是却远远没有建立成熟的政治体制。任何一个部族首领都可以称可汗，实际上互不统属。这就导致突厥内部争斗很难避免。从隋朝开始，突厥帝国就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这样分裂以后还不消停，东西突厥各自内部仍然在没完没了地内讧。突厥倒霉就倒霉在唐太宗是个懂得利用甚至制造敌人内讧的统帅。利用突厥的内讧加上天灾，唐太宗果断抓住时机，在即位第三年就挥军出塞，以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的气概奔袭突厥，一举成功。正如上文所说，在当时的东亚，突厥和唐朝可以算是两个超级大国。一旦其中一个收到重创，建立单级世界就变得容易多了。突厥的边患消除后，剩下的其余对手就能轻松一一摆平。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唐太宗的敏锐眼光。并不是每个中国皇帝都能如此有效利用草原民族的窝里斗的。
第五，善于利用少数民族军队。吕思勉先生曾经说唐朝武功不如汉朝，因为唐朝很多战争中利用了胡人，而汉朝更多地是利用汉人自己的力量。这种说法无法成立，唐朝善于利用少数民族军队，正是唐朝的优点。除了唐朝之外，很少再有哪个朝代（元、清这两个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统治的除外）能如此有效利用少数民族的武装为中国服务的。利用少数民族，优点很多。其一，少数民族生产力落后，死亡率高，因此活下来的军人通常比汉族人要强壮。其二，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动员起来更容易。看过《狼图腾》的都知道，游牧生活简直可以用“枕戈待旦”来形容。如果征发同样数目的汉军，绝不如征发少数民族人来得迅速。其三，在边疆战争中，少数民族人可以作为向导，这在边疆战争中是很重要的优势。唐军的长途奔袭，除了马匹多以外，当地少数民族作向导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四，利用少数民族的人，对中原来说损失较小，不大容易损伤唐朝国力。这也是为什么唐朝能经受那么频繁的战争而国计民生不受大损。要是放在明朝，这么频繁的战争恐怕早就把帝国拖垮了。
第六，一个比较无极的理由：唐军在贞观年间的作战方向呈顺时针。大家看，从东突厥，到吐蕃，再到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他们的方位大致是顺时针，不是吗？这个这个……咳咳……历史经验告诉大家，沿顺时针攻击，比沿逆时针攻击更容易成功一些。反面的例子比如希特勒，他的攻击目标依次：奥地利、捷克、波兰、丹麦、挪威、荷比卢法、再到苏联，几乎是个标准的逆时针方向，结果麽……是吧？同样的，日本呢？从朝鲜，到中国东北、华北，偷袭珍珠港后直趋东南亚，磕磕碰碰也可以算个逆时针，结果就……唉……成功的例子典型如中国共产党。从江西、湖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然后经过一个长征，走了个大大的顺时针圈到达陕北。解放战争时，先取东北，再收拾华北，然后渡江，又是这么顺时针一来，至此乾坤定矣。所以将来如果某位朋友有志于重振大唐雄风者，要牢牢记住这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啊，哈哈！
公元647年，唐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但此时中天竺发生了政变，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王玄策从骑多死难，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寻机逃脱。他策马自印度大陆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王国。在这里，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迎娶文成公主而与唐具友好关系的吐蕃的王中之王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七千骑兵。玄策大怒之余，继续檄召临近唐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又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闻悉后也发兵一千二百人助玄策。
在北天竺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一仗击溃天竺数万象军。天竺王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伎俩，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天竺兵将三千，天竺兵将落水溺毙者万余，被俘万余，阿罗顺那逃回中天竺。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而天竺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欺天竺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灭亡。
由于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天竺，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王玄策再次出使印度，行程主要是去各大寺庙参拜，礼佛而归，中华的谦让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佩服。由于在中国境内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提拔和任命。再加上当时大唐开边将星如云，玄策“不务正业”的功绩（尤是对唐本无意征伐的国家）也不那么显眼。在从印度回来后，也只是辛苦了就结束，算是有点可怜。玄策晚年写过回忆录《中天竺行记》，但不为世人重视，后来也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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