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40年末至43年初。正面战场呈胶着之势，太平洋战事打响，日军充分认识到占领区治安的重要，经百团大战的警醒，下决心肃清后方，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治安肃正战。共军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损失惨重，军队、根据地面积、统辖人口均有50%的下降。这种情况下武器来源恐怕只能以吃老本为主，部分缴获远不能抵消损失，对日军作战呈被迫和被动之势。武器补充来源基本同于前期，与国军摩擦呈北消南长之势，一方面华北国军或投敌或被驱逐，与共军难以接触。在华中国共继续征战不断，国军韩德勤部被彻底袭破，山东也是共军建立优势。与国军摩擦所得、缴获伪军、收编民枪（仅华中地区至42年底便收集民枪10余万支）依然是三大主项，占到80%，国府彻底断绝接济，对日缴获、军工自给均有下降
本期共军损失巨大，冀中等平原地区陷落，转入贫瘠的山地坚持，武器装备因战事不顺更趋紧张。弹药补充连作战都不足，别提训练了。而没有200发以上的射击训练何谈合格的士兵，于是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形成恶性循环，作战主动性大减。本期对日军大队级部队的主动攻击可能是抗战期间最少的。
四、43年至45年7月，恢复反攻期。共军借太平洋战事吃紧，日军渐成颓势之际，积极恢复发展，至44年已全面恢复并呈局部反攻之势。但日军的残酷使共军患上恐日症，消极避战，避免刺激日军。这种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正确的，以至各种文件、回忆录均不避讳。这阶段共军对日军作战次数、规模均大为减少，甚至将各战区主官调至延安整风。直到45年一号作战告一段落，日军国际国内已成必败之势，共军对日作战又重新积极起来。本阶段国军战事不顺、后方腐败，不少地方军阀、不坚定者纷纷投日，成建制者竟达60万之多。这部分军队对国军作战尚嫌不足，对共军却很是来劲，但毕竟失道在先、士气不振，被共军打的完败。共军也意识到这点，对伪军大打出手、文武齐下，既缴枪掠地又算是对日作战何乐而不为。山东动员10个团多歼伪军3000人以上的战例比比皆是。至44年争取伪军反正已逾10万人，45年更是近20万人，故缴获伪军武器成共军本阶段最大来源。
此时共军虽对日避战但对国军却极其自信，粟裕竟率部跃进至国军重兵布防之地，以16000人的主力部队（装备应是共军翘楚，轻重机枪、迫击炮比例可与一般国军相比）与国军在天目山作集团军规模作战，而只勉强打了新四军唯一可称战役的车桥战役，歼日军500人，对日战事算是交差。（问题日军一号作战如入无人之境，国土人民惨遭蹂躏，而共军之小打小闹使日军放心调兵南下。毛泽东曾以戏虐口气于电报里谈起国军数百官太太被日军掳获，笔者不禁感慨万分，难道阶级仇真是大于民族恨吗？伟大如毛泽东竟也如此吗?难道国军不是中国军吗，难道国统区不是中国吗，难道官太太被日军淫辱共军就高兴了？窃以为这是共军抗战史中最为不堪之页。以当时共军实力，于日军席卷豫湘桂之时，以国家民族为重，断然出击200个团，其声势之夺人、其发心之浩荡，国内外有识之士箪食壶浆、四海归心，恐怕用不了三年就取了天下。可惜国共双方均以私利为重，视人民之苦难如无物，果然引出后来的诸多天灾人祸。）书归正传，此时共军争天下的能力与决心已昭然若揭，对国军作战信心极强。山东国军势力被彻底清除，山西阎锡山偏安一隅，河北河南国军有心无力。本期共军武器来源以缴获伪军第一，缴获国军次之，两项应占到70%。收编民枪一项，共军派军尾随日军进入一号作战新沦陷区，期望像以往一样，收编国军散失枪支。但所派军队数量有限，而国军竟迅速恢复战力，卷土重来，所以不管是豫西还是王震的359旅深入湖南都所获甚少。对日作战缴获比起百团大战前比例减少，军工自给较前期增加。
本期共军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如粟裕、叶飞部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几经交战胜多负少，要知道那是国军对日作战的野战部队，据粟裕回忆录称，所部轻重机枪、迫击炮配备齐全。可惜没有用到对日作战方面。山东共军讨逆之战动辄举兵数万，甚至能一次歼敌近万人，却依然对日军大队级兵力进行躲避，不是战力不够而是保存实力争天下的思想使然。
五、45年8月后，共军借势骤起、动若脱兔，掠地缴枪数量之大恐怕要超过以往8年之和，也算是为内战打了基础。但这阶段战果能否算入抗战恐怕大可商榷。
综上所述，共军抗战期间武器来源，得自日军不超过10%（不含45年8月后）以缴获伪军、缴获国军、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为三大主项。其余军工自给、友方接济都是少数。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其实共军武器大部得自国军。国军以弱敌强，败仗居多，据统计抗战期间每月损失步枪8368支，机枪650艇，迫击炮59门，以30%战损，其余散入民间或为日军缴获。散入民间者大部为共军所获，日军缴获后不屑自用，大部交给伪军，而共军8年歼灭伪军118万，虏获武器里国军武器自然不少。其次抗战八年国共磨擦不断，仅新四军就作战3200次，歼灭国军14万人，如果八路军倍于此数，就是说共军歼灭国军超过40万人，那末两项相加，歼灭伪军国军160万，所获武器装备60万共军有余（45年7月前）可以确定国军直接或间接武装了共军。
抗战期间共军在各个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战略思想受自身武器装备影响很大。在40年百团大战前，国共合作尚好，经费、弹药有一定保障，而且周围友军又常有接济，由国军在正面死打硬拼，日军以攻城略地为主无暇后顾，此时对日作战积极主动。甚至百团大战口号之一就是、保卫蒋介石。及至皖南事变之后国共正式破裂，日军又开始治安肃正，共军武器来源几乎全部依赖战争本身补充，无弹药练兵部队素质下降，无攻坚利器只能被日军拙劣的碉堡封锁线锁住。所以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只打弱敌，以保存实力为主，消极抗战。及至后期武器改善战力增强时也被政治利益所驱避免攻击日军，却敢于与国军野战部队作大规模硬战。
平心而论，共军抗战期间无论战略、政略还是战术思想都是符合自身状况及所处环境的。造成中后期消极抗日的根源中，国府不能一视同仁、积极整补共军有功部队也是一大因素。不论立场如何，恐怕谁也提供不出40年以后国府为共军提供过什莫援助。设想国府若每年能够提供共军两个师的装备及充足弹药，共军即便高层有保存实力之想，单是前线官兵和根据地人民就不会答应。同样如果共军每年得到如此补充而且像前期一样积极作战，恐怕日军治安肃正的力度也会同比翻番，如此让共军日军作殊死斗，不是更能配合正面作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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