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中的嘎丽娅当时究竟是怎样的？
在战事记录中，这位少女只是一个战争失踪人员，仅在绥芬河市地方志上有这么一段：“8月11日或12日苏军围剿退守天长山地下工事的日军残部，日军顽抗。居民张焕新女儿嘎丽娅经苏军动员，担任军使去天长山筑垒向日军劝降，日军不降，下午再去劝降，未归。苏军炮击数小时后，日军残敌全部毙命，嘎丽娅亦牺牲，时年仅17岁。”民间一直没有放弃对真实的嘎丽娅的追寻。2003年，绥芬河市电视台在俄罗斯找到了嘎丽娅的弟弟张树列，这位74岁的老人是嘎丽娅惟一在世的直系亲属。
在嘎丽娅生活的时代，位于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市由于商业繁华而吸引了十七八个国家的人移民这里，华俄文化成为这个城市的主流文化。
嘎丽娅就出生在一个华俄家庭，她的父亲张焕新是山东掖县人，1911年随叔叔闯关东，在苏联库页岛和黑龙江一带做小买卖，后来皈依东正教。
嘎丽娅的母亲菲涅，则是白俄后裔，后流落到我国黑龙江，成为俄国侨民。经教友介绍，这一对“难民”在认识四个月后结婚。先后生子张国列、张义国，女儿嘎丽娅和最小的儿子张树列。
由于家境较好，张家的孩子都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生于1928年龙年的嘎丽娅，就精通中、俄语言和日本话。
张树列回忆，1945年8月11日，他陪妈妈刚走过铁路，就被几个苏联红军拦住了，让他们到红军司令部登记。不远处的嘎丽娅于是追到花园街红军司令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一个名叫什瓦特钦可夫的红军军官出来问：“你们中间谁会说日本话？谁说得好？”有人推荐了嘎丽娅。
嘎丽娅被军官带到司令部里，约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她出来了，对妈妈说：“红军让我当翻译，上北山(当地人对“天长山”的叫法)劝日本人投降，山洞里有很多日本老百姓。”嘎丽娅的妈妈一听，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哭了。嘎丽娅劝妈妈说：“不要怕，有红军在，我和日本人谈完了就回来。”嘎丽娅的妈妈摘下自己新的红头巾，又摘下嘎丽娅头上旧的白头巾，哭着说：咱俩换换。母女俩又抱着哭了一阵，嘎丽娅吻了一下妈妈前额，说了声，放心吧妈妈，我去去就回来。
张树列说，嘎丽娅跟着拿白旗的苏军军官，沿花园街一直往北走，拐过机务段就看不见人影了。
嘎丽娅这一去就没有回来。张树列说，第二天，红军炮击北山，山上像大爆炸一样，震得地都发抖。
战事结束后，张家和嘎丽娅的同学、朋友、老邻居，三个一帮，两个一伙，上山去找，找了一个多月，光张树列自己就找了三十多次，也没找到嘎丽娅的任何遗物。
要塞已被完全炸毁，有人找到一条红头巾，嘎丽娅妈妈说不是嘎丽娅戴的那条。
勋章应该属于嘎丽娅
很多年后，嘎丽娅二哥张义国的妻子在俄罗斯听说，带嘎丽娅去劝降的苏联军官还活着。他的名字叫菲多尔琴科。
1946年，这位带这支小分队前去劝降的苏联军官，因这次劝降行动而获得一枚红星勋章。在缄口三十多年后，他曾两次在电视节目中讲述了嘎丽娅的事迹，并认为自己因此次劝降而获的勋章应该属于嘎丽娅。
嘎丽娅的家人曾连续三年给这位事件的见证人写信，但一直没有回音。2004年1月，绥芬河电视台来到俄罗斯找到他的家，才知道菲多尔琴科已去世多年。
菲多尔琴科的儿媳霍列金娜曾多次听公公谈起那段往事。她说，菲多尔琴科当时带着一个十几人的小分队保护嘎丽娅前去劝降。但日军不让苏军靠近，只令嘎丽娅一人前往，小分队只好隐蔽在树林里等待消息。
日本人也派了一支小分队，谈判地点距苏军小分队也就四五十米距离。当时没有风，山林里很闷热，说话和争吵的声音不时传来，还可以看到嘎丽娅的身影，但菲多尔琴科他们听不懂日语。
谈判结束了，在嘎丽娅往回走的时候，日军突然开枪扫射，嘎丽娅被当场杀害。菲多尔琴科的小分队一面还击一面撤退，直到苏军的炮弹飞进要塞。
菲多尔琴科的妻子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当时嘎丽娅喊了一个多小时，但日军就是不派人谈判。又过了约半小时，日军回复说，只允许嘎丽娅一人进入军营，否则拒绝和平谈判。
菲多尔琴科根据国际军事谈判惯例要求平等谈判，但未果，只好征求嘎丽娅的意见，嘎丽娅一听掉下了眼泪。在菲多尔琴科的鼓励下，嘎丽娅说：“我去了可能回不来了。”于是走入日军要塞。
菲多尔琴科等了三个多小时，不见嘎丽娅出来，接着传出一声刺耳的枪声，随后一片死寂。
又过了半小时，突然冲出一队日本士兵，朝着菲多尔琴科的小分队射击，小分队两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只好撤出了日军阵地。
据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希亮说，他赴日讲学时，曾看到一部日本天长山要塞老兵的回忆录，讲到杀害嘎丽娅的经过。书中说，嘎丽娅劝降时，日军中的主战和主降两派发生激烈斗争，最后以主战派枪杀嘎丽娅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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