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不像空军，一名士兵起义投诚，很难引起轰动效应，而一名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所产生的影响是“惊天动地”的。从１９４６年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民党空军先后有２００余人驾驶１４５架飞机弃暗投明。此外，还有国民党空军地勤、伞兵、雷达兵、通讯兵等６０００余人起义。这对当时的蒋家王朝来说，犹如爆炸了一颗颗空中“原子弹”。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刘善本率先驾机投奔延安后，又有１１０名国民党飞行员驾机投奔光明。后来，刘善本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成为共和国的一名蓝天将军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９日，刘善本从昆明驾机起义到延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和机组人员。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序幕。
几十年后，刘善本在回顾当年驾机起义前的心情时说：“１９４６年的一个下午，灰色的低云沉重地笼罩着黄浦江，美国军舰和货船像一座座黑色的礁石突出江面，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的大舱。那一头，码头工人在沉重的货箱下呼喊，箱子里装的是美国卡宾枪、罐头、香烟、橘子、口红……我伏在江边栏杆上，面对着这阴风凄惨的景象，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手里的报纸、杂志好像一团火，把我的心灼痛：在那上面洒满了一片片血泪——美国吉普车制造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５００多人；湖南旱灾饿死３２０多万人，灾民在２０００万以上；物价飞涨……我的祖国刚从苦难里出来，又走向了新的苦难；我的同胞被日寇蹂躏的血迹未干，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是谁的罪过?愤懑、焦躁、不安，各种感情在心头起伏，脑子里充满着对多年往事的回忆。”
刘善本１９３５年从北京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对中华民族的蹂躏，立志投笔从戎，“航空救国”，考入了国民党航空学校。在校期间，他读了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被毛泽东的抗日理论所感染。后来通过聆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他的心一步步向延安靠拢。
刘善本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最终坚定了他投奔延安的决心：“１９４６年６月初，我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麦克阿瑟的少将参谋长蛮横地说，不能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和机器作为对中国的赔偿。他要发展日本的轻工业，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到中国去换取原料。这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老调，使我异常愤慨!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蒋介石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质，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内战爆发的当天，刘善本驾机投奔延安的机会终于来了。也正是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
这天早晨，刘善本所在的国民党远程轰炸机第八大队在将昆明美军移交的通信器材运往成都后，从成都返回昆明。刘善本利用这一机会，驾机起义。
随着一阵轰鸣声，刘善本驾驶着Ｂ－２４型轰炸机从国民党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对准昆明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后，刘善本让飞机平稳地飞行。尔后，他拍了一下身后搭乘飞机的老朋友、国民党成都通信学校实习工厂厂长陈泰楷，两人一起走出驾驶舱。来到后舱，刘善本突然一本正经地对陈泰楷说：“老陈，我们前面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
陈泰楷一听，脸色顿时惨白：“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你看，我们现在在云上，下边是山是水也不晓得。如果掉到大山里饿死了怎么办?我保证到那里后，把你送回来。”陈泰楷听了，坐在夹板上两眼发直，一声不响。
此时，刘善本回头一看，在机尾夹板上躺着几个通信学校的毕业生，是搭机回昆明的。机组人员与他们都不熟悉，正好来个互相利用。于是，刘善本把后舱门关上，返回到驾驶舱。把门闩上后，他向通讯士唐玉文要手枪。唐玉文正在发报，顺手把枪递给了刘善本。
“糟了，糟了!”刘善本随即大叫起来。
领航员、机械师等都围了上来：“出了什么事?”
“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顿时乱了起来。刘善本乘乱把坐椅下手枪里的子弹取了下来，放进口袋。机械师唐世耀的枪原放在刘善本坐椅旁的地图盒里，在他去后舱时，刘善本已摘下了他的子弹夹。此时，飞机上全部手枪都在刘善本的掌握中。
“我的朋友老陈也是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刘善本假装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副驾驶张受益突然从坐椅上站起来：“我跟他们讲理去!”
刘善本一把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跟着你遭殃。”这一说，大家慌了，都反对他去。
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领航员李彭秀紧皱眉头，琢磨歪点子。他突然拍着图囊说：“没带西北地图，可没办法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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