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计兆祥的调查中，我们还通过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一大队当过报务员的在押犯叶清林、宫裕民了解到，北平解放前夕，计兆祥曾向他们透露过，1948年底，绥靖总队大队长陈恭澍向他布置了潜伏任务，并发了电台和活动经费。1949年初，叶清林还见到计兆祥带着怀孕的妻子吴岚到市立第三医院检查过胎位。
不久，我电讯监听台侦测到敌台的发报讯号从北城古楼附近南移到了故宫附近。与此同时，我外线侦察队也侦察到计兆祥已从北城内五区豆角胡同33号搬迁到了内六区磁器库南岔7号张姓大院。
我们猜测计兆祥可能是“0409”，有三个吻合点：
（1）计兆祥迁到现地址的时间与“0409”潜伏台向保密局报告的时间相同；
（2）计兆祥的小孩出生的年月与叶清林供出的计兆祥妻吴岚怀孕时间相近；
（3）计兆祥所报的职业是周口店窑业公司职员，又与沈德乾挪用计采楠的款联系上了。
于是，侦察员以电业局职员的身份，通过查电表发现，计兆祥家每天的用电量比同院同等条件的人家多出好几倍。李广祥又派侦察员晚上到这个大院里隐蔽起来，用测电表查看计兆祥房内晚上用电量增加的时间及室内灯光闪亮的时间，并一一记录下来，结果与我监听台收到的敌台发报的时间完全相同。敌台每天发报的密电内容与我外线侦察员所侦查的计兆祥每天活动内容也完全相同。这样，我们初步确定，敌台就在计兆祥住的房间里。
正当侦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由于杨奇清与滕代远要布置毛泽东回国的安全保卫工作，“北平潜伏台”的侦破工作改由李克农代管。
12月7日，李克农指示，把与计兆祥没有特务关系的被跟踪对象予以解脱，集中力量监视计兆祥、计采楠等10名重点嫌疑对象，把计兆祥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将其一举一动置于我们的视线之内，跟踪时，宁肯暴露，也绝不能脱掉，以免敌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或逃跑。
1950年1月初，我们又发现三条新线索：
（1）天津市公安局在对吴光宇的侦察中，在天津海港商业来往电报中查到一封香港来电，要求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源行义记交吴光宇锡2吨；
（2）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电告“0409”电台，“发兄黄金20两，已与商家谈妥，希照前办法，以吴光宇名义领取”；
（3）计兆祥以吴光宇名义给天津天源行义记经理王寿恒打电话，要求抓紧办理香港拨汇黄金的事。至此，案情进一步明朗了。
李克农指出：“这是敌人台长、报务、译电、情报集中于一人——即敌人吹嘘的万能情报员，也叫万能台，主犯就是计兆祥，其他可能是为计兆祥领取、保管特务经费，为计兆祥提供掩护特务身份证件、掩护其进行特务活动或者知情不报的从犯。破获了保密局潜伏在我们共和国首都——北京的这个重大间谍特务案，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等毛主席访苏回来，发表了中苏友好联合公报，是对蒋介石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接着发表我们侦破蒋匪保密局‘北平潜伏台’这个巨大的间谍特务案，这是对蒋介石的第二个沉重打击。这个案件已经基本侦察清楚，破案的时间，由李广祥同志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决定。不要忘记，要在毛主席访苏回国之前破获此案。破案时，我要到现场去看看，到时通知我。”
真相大白
1950年2月26日早晨7点35分，在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京津两地分头同时行动，逮捕了主犯计兆祥及为其领取并保管特务活动经费、积极协助其间谍活动的计采楠（计兆祥之二姐），以及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从犯吴兰（计兆祥之妻）、计致玫（计兆祥之大姐）、沈德乾（中华窑业公司总经理）、孟广鑫（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职员）、计兆堂（计兆祥之兄，惠群公司庶务）、吴光宇（计妻之堂兄）、王寿恒（天津天源行义记经理）、雷玉璞等10名罪犯，并从计兆祥家暗室内搜出美式直交流15瓦电台1部、密码4本及收发报底稿2本、《通报统计》和《人员通讯联络法》各1份、美式2号左轮手枪1支、子弹20发、假证明书1本及北京防疫队袖章1个。在计采楠的住处搜出领取特务活动经费所用的“计爱琳”手章1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计兆祥以及其他罪犯对间谍行为供认不讳。
第二天，李克农拿着他亲自拟好的电报稿到侦破此案的指挥中心云南会馆，命令计兆祥按照原来他给台湾保密局总台发报的手法，使用他原来的电台，把这个电报发给台北的保密局总台毛人凤，其内容如下：
毛人凤，你吹嘘的神乎其神的万能潜伏台被我们侦破了。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就亲自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好好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你们丧失八百万军队逃到海岛，你们阴谋策划的新“皇姑屯事件”已彻底破产；你们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破获。这种种教训你还不接受吗？寄人篱下，好景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既往不咎，奖功折罪；率部归来，立功受奖。我李克农保证你安全。发报人，是你新提升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3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的同日，李广祥“请”计兆祥向我们调查研究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全面交代其活动情况。他只得如实交代：
计兆祥，又名计旭，24岁，北京人。1948年初，自北平特警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充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方面军第一总队司令部中尉报务员、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北平区台中尉报务员等。1948年11月我军包围北平前夕，他受绥靖总队华北第一大队队长陈恭澍（军统特务）之命准备潜伏，充任该总队“北平潜伏台台长”，从事情报破坏活动。当时他领到美制交流直流两用15瓦电台1部，“丁密”、“伈密”及公用电码3本，美制2号左轮手枪1支等；另外领得伪钞金圆券7千元、军米1袋作为潜伏活动费用。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他潜伏在北平北城豆角胡同33号，密设电台。从2月开始，他就与南京绥靖总队正式通报。4月下旬，我军解放南京后，他改归台湾“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被任命为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台长”。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号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先后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字数达3万余。
计兆祥的特务间谍犯罪活动，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根据其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上午7时半，国民党派空军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该机场，投弹30枚，炸毁我飞机4架，死伤24人。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从犯，依据其犯罪情节轻重，都受到了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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