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
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我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罗九问，怎么办？
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
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
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
我当时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
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谁去通知”？
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
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
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射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
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
对方在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
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
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
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
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
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
我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
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
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
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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