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历史上“左派”工人从来都是受港英当局的排挤、压制。因此，左派与右派工人的力量对比，前者显得势单力薄。在暴乱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严重的攻击，当时港英当局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放任自流让双方打架斗殴。为此，我国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政府制止右派工人对左派工人的迫害。与此同时，左派工人也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双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斗殴外，还使用土制炸弹进行四处爆破活动。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摩擦愈演愈烈。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港英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对左派工人一方进行.，不但出动.和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而且出动了英军。名曰维持治安，实则偏重于.左派工人。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于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偏袒而受到保护，气焰更为嚣张？
随着事态的发展，港英当局的武装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从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逐渐退出了打斗，并在一旁看着港英当局.左派工人的热闹。左派工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树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与港英武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反抗.。
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
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
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
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
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6月26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酷热难耐，我在作战处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傍晚6点半左右，我正端起饭碗吃饭，突然一辆吉普车急停在家门口。通讯员陈德才进屋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车，说去沙头角有紧急任务。听说沙头角有战斗任务，我即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饭也顾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军用挎包，背起军用水壶和手枪上了吉普车。在开往沙头角的路上，团参谋长石长福歉意地对我说：“老叶，叫你连饭都吃不成，实在对不起，咱们到了6连（沙头角驻军）后，我让炊事班给你做饺子吃。情况汇报说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军开枪打死，我方群众无比激愤，看来要出大事。团部领导班子刚才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你是我特意点的将，因为你是老作战参谋，对沙头角的情况又较熟悉，担当此重任非你莫属”。
我听完参谋长的话后，对他开玩笑说：“有什么样的‘好事’，你总是忘不了我”。
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谁让你是我的老战友呢”！
晚上8时，我们的车子到达沙头角。
临时指挥部由6个人组成：参谋长石长福和我、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和建立指挥系统。一切就绪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临时指挥部的人员和指挥系统已经就位。接着连夜召集驻军干部开会讨论，了解敌军新动态和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布置了任务。
刚刚散会，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中央军委打来的。我当时真有点紧张，因为自从1949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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