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不断地写材料，主动检举揭发特务罪行，保住了性命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6月底的上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
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父亲的身体如何？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二十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三百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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