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战败，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鬼子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我才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么？是觉得投降丢脸么？--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么？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四百人。怎么办呢？再作二百五十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四百变成一百五十？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